明清扬州地区家族研究
陈莉莉

  中文摘要
    明清扬州地区得益于有利的地理位置，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家族作为一种血缘关系组织，在明清扬州地区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地位。本文探讨了明清扬州地区家族的基本概况，包括家族数量与分布，家族姓氏与分布情况；家族中始祖与始迁祖情况，家族来迁时间、地点、原因；明清扬州地区家族在发展中形成的伦理观、祭祀观和治生观，既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又有时代发展特点。明清扬州地区家族与同时期的徽州家族相比，在家族迁徙、社会活动等方面又具有自己的特征。同时家族组织不断活动，对扬州地域社会的文化、公益、社会控制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明清；扬州；家族；地域社会

绪论

 一、家族定义
    在传统社会，家族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也是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单位。家族在中国社会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及其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早在20世纪初就有学者作了深刻揭示。
    那什么是家族？班固在《白虎通义》卷八中说：“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凑子孙，一家有吉，百家凑之，合而为亲，生相爱，死相哀痛，故谓之族。”①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族，矢锋也，束之族族也。”②段玉裁注：“族族，聚貌。毛传云：‘五十矢为束’，引申为凡族类之称。”③费孝通认为：“所谓族是由许多家所组成，是一个社群的社群。”④徐扬杰认为：“家族是以家庭为基础，是指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子孙，虽然已经分居、异财、各爨，成了许多个体家庭，但是还世代相聚在一起（比如共同住一个村落之中），按照一定的规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⑤冯尔康认为：“宗族是由父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祖先崇拜及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⑥
    关于家族和宗族的区别，冯先生认为家族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指有血缘关系的人群的“生物性”群体，二是有组织的社会群体。到近现代，学者喜欢使用“家族”一词。基于上述学者们的表述，我们给家族重新下定义：家族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在祖先崇拜和宗法观念规范下组成的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组织形式。
    二、时空范围
    扬州，最早是作为古代九州之一闻名于世。上古时的扬州，几乎包括了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上海等中国东南一大片范围。直至隋朝后，扬州这个名字才为今天地理上的扬州所专有，但行政建置、管辖范围常有变化。隋炀帝开通大运河，沟通了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大大促进了扬州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
   ①班固：《白虎通义》卷8《宗族》，《四库全书》子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②许慎：《说文解字》，《四库全书》经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③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13《说文解字第7篇注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2版，第313页。
   ④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55页。
   ⑤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页。
   ⑥冯尔康：《中国宗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了后来扬州繁荣的基础。清代，扬州拥有漕运、盐政、河务三大地利，加上康熙、乾隆的南巡，更是刺激了扬州政治、经济、文化的再度发展。清代扬州是东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是全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之一。
    本文时间的范围，主要以清代为主，同时上溯到明代。
    空间上，则以清代扬州府为主体范围。根据《清史稿·地理志》记载，扬州府顺治时沿袭明制，辖三州七县，分别是高邮州、通州、泰州和江都县、泰兴县、仪征县、如皋县、海门县、兴化县、宝应县；康熙十一年海门并通州，雍正三年通州升直隶州，划如皋、泰兴归属，九年析江都县出甘泉。①
    所以本文的扬州府研究范围主要包括泰州和高邮州及江都、仪征、甘泉、兴化、宝应。因为泰兴明、清长时间属于扬州，故也纳入研究范围。
    三、学术史回顾
    家族史的研究最早开始于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当时产生了一批较有影响的论著，但鲜有涉及扬州地区的。新中国成立后，家族史的研究一度沉寂，直到八十年代，才又重新活跃起来。自 1986 年之后，历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家族史一直是焦点议题之一。进入新世纪，家族史逐步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众多学者、专家利用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文化学等方法，对家族史进行全面研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家族制度、家族人口、家族教育等方面，既有通论性的著作，也有断代性的论著，且多集中于明清时期。扬州地区的家族研究也开始引起注意，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
    有关明清扬州地区家族的原始资料纷繁芜杂，散于各处。扬州地区保存了数量众多的家谱、宗谱资料，虽然多为清代纂修，但仍保留了许多有关明代该地家族的情况，这是家族研究的重要资料。明清时期所修的地方志也有丰富的家族资料，如有清一代共修过六部扬州府志，其中人物卷中涉及到不少家族情况。再者，清代考生在科考时，都会填写本族先祖的基本情况，这间接记录了小家族的历史发展面貌。另外，明清扬州地区人物的年谱、笔记、墓志铭，文集中的谱序等也保存了大量的家谱材料。关于明清扬州地区的家族研究，主要集中于几种大家族，如经学世家、徽商家族。
    清代考据学盛行，由此形成了一批经学家，并且逐渐发展成经学世家，如宝应刘氏和
    ①赵尔巽：《清史稿》志40《地理志》5，中华书局，1977年。
 
仪征刘氏。清代宝应刘氏自刘台拱开始，经历刘宝南、刘恭冕两代，《论语》注释上贡献较①。郭院林对清代仪征刘氏家族有研究，该家族侧重于《左传》的家学研究，作者在“仪征刘氏家族谱系”一章中对刘氏家族背景做了介绍，关注家族中的著名人物，如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刘师培等，而且附录中编有《仪征刘氏家族学谱简编》。②
    此外，兰秋阳、高会霞、陈金泉的《清代经学世家及其家学考略》③，以清代比较典型的经学世家为考略对象,列举了 58 个经学世家,从时空分布、内部构成、横向联系、家学，涉及扬州地区著名经学家族。刘建臻对扬州经学家族研究比较多，认为分析清代学术的传承和流变,探讨扬州学派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关系,不能忽略扬州学派家学的研究。宝应刘氏和朱氏、兴化任氏和顾氏、仪征阮氏和刘氏、高邮王氏、江都焦氏等家族,构成清代扬州学派家学的主体,在地域的分布上虽不尽平衡,但其持久不衰。他还分析了家学的特点及其影响。④他对扬州朱氏家族做了研究，论述了朱氏家族的源流及代表人物，分析了朱氏家学的特点。⑤对扬州的徽商家族进行研究的也有不少⑥。由于徽商来扬主要是因为两淮盐业的发展，所以暂且将盐商和徽商归为一类。徽商在扬州经营发展，逐渐在扬州定居，形成别具特色的家族，同时，他们的经济活动又对扬州当地的文化、政治、城市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徽商家族的研究，直接相关的不多，主要是从他们整体或者个别代表人物的描述中略知一二。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考证出了程梦星家族的谱系分支情况。⑦杨德泉发表《清代前期的两淮盐商》，介绍了马氏家族对文化的贡献。⑧罗蔚文《清代扬州大藏书家马曰琯》，侧重论述二马的藏书贡献。⑨进入新世纪，学界对二马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水平。吴伯娅发表的《“扬州二马”对雍乾间文化事业的贡献》，细致探讨了马氏家族对文化的贡献；⑩明光的《清代扬州“二马”家世
   ①胡新生：《历代刘氏望族》，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②郭院林：《清代仪征刘氏<左传>家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
   ③兰秋阳、高会霞、陈金泉：《清代经学世家及其家学考略》，《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④刘建臻：《清代扬州学派家学述论》，《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2卷第2期；《清代扬州学派经学研究》，扬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年。
   ⑤刘建臻：《清代扬州朱氏家学述论》，《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0卷第5期。
   ⑥朱宗宙：《徽商与扬州》，《扬州师院学报》，1991年第2期；王振忠：《明清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梅丛兰：《明清徽商与扬州文化》，《景德镇高专学报》，2007年第3期；安东篱：《说扬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国城市》，中华书局，2007年。
   ⑦王振忠：《歙县明清徽州盐商故里寻访记》，《盐业史研究》，1994年第2期。
   ⑧杨德泉：《清代前期的两淮盐商》，《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第11期。
   ⑨罗蔚文：《清代扬州大藏书家马曰琯》，《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⑩吴伯娅：《“扬州二马”对雍乾间文化事业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2007年第4集。
 
考》，考察了清代扬州盐商马曰琯和马曰璐兄弟的文化活动，介绍了马氏祖辈及其后人承嗣情况。①方盛良的《马曰琯、马曰璐年谱》对二马的家世、生平进行了深入研究。②
    除了这两种研究切入点，学者还有从其他角度进行家族研究的。钱成探讨了泰州女性文人与文化家族的关系，认为明初洪武年间的迁徙，使得许多苏州、湖州地区的文化大族移居泰州，为女性文学的繁荣提供了文化环境，同时举例分析了女性文人的家族化特征。③
    还有从文学视角切入的，如有关兴化李氏和延令季氏的文章。有的对李氏家族的世系做了一番梳理，并考订了一些人物，重新编订了世系表，分析他们的基本交友情况，对家族及其文献做了进一步研究。有的文章分析了季氏家族主要源流及世系传承，介绍了家族代表人物的交友情况，并对他们的文学作品进行了鉴赏。④
    杜正贞的《作为士绅化与地方教化之手段的宗族建设——以明代王艮宗族为中心的考察》，是一篇直接研究王艮宗族的论文。他利用现有的安丰王氏宗族材料,从明中后期社会和政治的变动、王艮家庭的兴衰、以及王艮后人的思想和实践等角度出发,考察分析王艮及其后人的宗族建设。通过对王艮家族经营的个案研究可进一步厘清明代中期以后宗族、士绅与地方教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宗族发展所受到的制约。⑤
    通过上述分析梳理，可知有关明清以来扬州地区家族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案和专题的研究，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和层面上做到了由微见著，起到典型研究的作用，但这并不能替代从宏观上对明清扬州地区家族的整体研究。应该承认，上述学者的研究大大推动了明清扬州地区家族的研究，也为本文的研究论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本文研究途径
    本文以地方志、家谱、明清学者文集中所涉及的扬州地区家族资料为基础，综合运用史料分析、计量统计等方法，在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定性分析，以求把握明清扬州地区家族发展的整体状况，并以家族发展与区域社会的互动关系为切入口，探讨形成这一发展状况的原因，并考察家族对区域社会的影响。
   ①明光：《清代扬州“二马”家世考》，《扬州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2期。
   ②方盛良：《马曰琯、马曰璐年谱》，《徽学》，2004年第4期。
   ③ 钱成：《论清代泰州地区女性诗人的家族化特征》，《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29卷；《从家族文化传承看清代泰州女性文学繁荣的原因与特征》，《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10卷。
   ④许霁：《清代延令季氏家族文学研究，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5月。
   ⑤杜正贞：《作为士绅化与地方教化之手段的宗族建设——以明代王艮宗族为中心的考察》，《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第一章 明清扬州地区家族概况

上古时的扬州，几乎包括了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上海等中国东南一大片范围。公元前 486 年吴王夫差开通邗沟，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条人工运河。从邗沟开辟到秦统一中国的 260 多年间，邗沟在长江下游对沟通大江南北文化交流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邗沟入海口——广陵便成了南北交汇点。隋朝后，扬州这个名字才为今天地理上的扬州所专有，但行政建置、管辖范围常有变化。隋炀帝开通大运河，沟通了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扬州成为南北水道枢纽，大大促进了扬州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后来扬州繁荣的基础。清代，扬州拥有漕运、盐政、河务三大地利，加上康熙、乾隆的南巡，更是刺激了扬州政治、经济、文化的再度发展。
    清代扬州是东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是全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之一。独特的经济、文化条件，吸引了大量外来家族的涌入，同时本地的家族也不断发展。

第一节 明清扬州地区家族的数量与地域分布

明清时期全国经济发展，特别是扬州的经济、地理、文化环境，为家族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加之明初朱元璋提倡以“孝治”为核心的思想文化政策，大大推动了家族的发展。
    一、家族数量与地域分布
    本部分就扬州各地区家族数量与分布做了初步统计，以期发现地域社会与家族之间的关系。
    根据《中国家谱总目》①和《清代硃卷集成》②有关扬州地区家族的记载，整理如下。
   ①上海图书馆：《中国家谱总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版。
   ②顾廷龙：《清代硃卷集成》，成文出版社，1992 版。 

表一

  从表一中我们可以发现，江都、泰兴、扬州、泰州四地的家族数量最多，这些地区因为地理范围大小和建置时间长短不同，所以整体发展程度也不一样。相对而言，明清时期这四个地区因靠近大运河和长江，交通方便，又得益于盐运、漕运、钞关，经济发展较好，所以迁往这些地区的家族数量自然较多。家族数量在姓氏分布上也有不同，数量排在前五的是张、王、陈、刘、吴。这些姓氏就当时全国范围来看属于大姓，人口数量多，扬州地区家族数量只是反映了一个局部。
    二、家族姓氏数量与地域分布
    中国人的姓氏已要有 5000 多年的历史，相传人文始祖伏羲制定了以父系方式传承姓氏的规律，一直延续至今。姓氏是父系社会发展的一种历史见证，它以一种血缘关系记录了家族历史的发展。上一部分已对扬州地区家族数量与地域分布做了分析，
本部分根据《中国家谱总目》和《清代硃卷集成》有关扬州地区家族的记载，就家族姓氏数量与地域分布做一番整理。

表二

 
    从表二中我们发现，明清扬州地区家族有常见的大姓，也有一些不常见的小姓。
而且姓氏地区分布不均衡，江都、泰兴、扬州、泰州四地的姓氏数量最多，但有一定的地域特性，与家族数量分布有一定的相关性。同时如柏这一姓氏只有江都有，储、封姓只有泰州有，第五复姓只有扬州有，刁、耿姓只有泰兴有。为什么姓氏分布相对集中，这与家族历来重视同姓聚族而居和家族修谱有关。同一家族的子孙往往居住得相对集中，而且因为有家谱的记载联系密切，所以同一姓氏就相对集中。如江都、泰兴、扬州等地，因其经济、文化条件相对其他地方较好，既为本地家族发展提供了条
件，又吸引来自其他地区的家族，所以姓氏数量较多。

第二节 明清扬州地区家族的始祖与始迁祖迁徙情况
 

    按照古法规定，家礼只能祭祀祖、考，不能祭祀始祖、先祖。明代中期以前，一般家族在祠堂祀祖时，从人情出发，从维系族人角度出发，不仅祭祀祖考，还祭祀高祖，甚至祭祀始迁祖。到了明代中叶，情况发生变化。嘉靖十五年（1536），礼部尚书夏言根据民间存在的家族祠堂祭祀始祖的事实，专门上《请定功臣配享及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奏议：“臣民不得祭其始祖先祖，而庙制亦未有定制，天下之为孝子慈孙者，尚有未尽申之情。……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乞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①
    嘉靖皇帝听从了夏言的建议，下诏允许天下臣民祭祀始祖。家谱中关于始祖和始迁祖的记载也较多，本节就明清扬州地区家族始祖与始迁祖情况作一番整理。
    一、家族始祖情况
    根据《中国家谱总目》和《清代硃卷集成》有关扬州地区家族始祖情况的记载，可以将始祖生活时代进行一下分类，对扬州地区家族所记载的始祖时代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春秋4个：
    高邮吴氏：泰伯公。
    扬州任氏：任不齐，字子选。
    吴陵仲氏：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
    泰兴季氏：季友，字季成。
    汉代7个：
    维扬江都刘：刘邦，汉高祖。
    维扬江都邗东张纲镇徐氏：徐椽礼。
    扬州第五氏：第五伦。
    江都陶氏：陶同。
    溧阳史氏和扬州史氏：史崇，字伯勤。
    江都黄氏：黄香。
    三国两晋南北朝6个：
    高邮卞氏和江都卞氏：卞壶，字望之，谥忠贞。
    江都于氏：于瑾，字思敬，小字巨引。
    维阳江都朱氏：朱有年，字伯玉，号鹤斋。
    ①夏元吉：《夏桂洲文集》卷 11《请定功臣配享及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
 
    扬州府江都县谢氏：谢缵。
    延令程氏：程灵说，谥忠壮。
    隋代1个：
    泰兴姚氏：姚察仕，号伯审。
    唐代17个：
    仪征洪氏：经纶公，字汝仁。
    仪征吴氏：吴少微。
    仪征晏氏：晏墉。
    高邮吴氏：微公。
    维扬江都佘氏：佘钦，字震谷。
    甘泉孙氏：孙万登。
    甘泉胡氏：瞳公，号炼青。
    维阳江都朱氏：朱穆介。
    维扬江都许氏：许浑，字用晦，号赤城子。
    维扬江都万氏：万徵，字榖昌。
    江都王氏：王仲舒。
    兴化刘氏：刘仁轨。
    延令陈氏：陈定阳。
    泰州储氏：光义公。
    泰邑郭氏：郭子仪。
    泰兴刘氏：刘行，字笃躬。
    泰兴严氏：严镇藩。
    五代十国2个：
    维扬江都马氏：马抗，字祥公，行祥一。
    安阜洲刘氏：刘裕，号德兴。
    宋代45个：
    仪征刘氏：刘椿。
    仪征吴氏：吴文逸。
    高邮孙氏：孙莘老。
    宝应朱氏：修公，宝臣公。
    维扬束氏：束振祖。
    扬州吴氏：吴陆生。
    江都周氏：周敦颐，字茂叔，号廉溪。
    江都丁氏：丁介。
    维扬江都王氏：王彦。
    江都田氏：田锡。
    维扬江都朱氏：朱正，字莊卿。
    维扬江都朱氏：朱松，字乔年，号韦斋。
    广陵江都李氏：李良材。
    广陵江都冷氏：冷学，字龙冈，行乾一。
    维扬江都杭氏：杭宗铭，字新盘。
    维扬江都袁氏：袁变，字叔和。
    维扬大桥镇徐氏：徐宗仁，字求心。
    维扬江都徐氏：徐常公。
    江都徐氏：徐寿，字永年。
    维扬安阜洲陈氏：陈凤，字应诏。
    维扬江都陈氏：陈敬叟。
    维扬安阜洲陶氏：陶节夫，字子礼。
    维扬江都曹氏：曹彬，字图华。
    江都张氏：张义，字克宜，行洪六。
    维扬江都程氏：程延坚。
    维扬江都赵氏：赵子褫，字志南。
    江都裴氏：裴武德。
    江都戴氏：戴复古，字式之。
    维扬顾氏：顾盘。
    兴化李氏：李赓。
    泰州东门外王氏：王彦融，字炎弼。
    南沙康氏：康世远，字寿龄。
    泰州韩氏：韩世忠，字良臣，谥忠武。
    泰邑于氏：于涟嘉。
    泰兴王氏：王祐。
    泰兴朱氏：朱宝明。
    泰兴李氏：李若拙，字五知。
    泰兴吴氏：吴允。
    泰兴季氏：季达。
    泰邑侯氏：侯蒙二。
    泰兴陈氏：陈康伯。
    泰兴曹氏：曹彬，字国华。
    延令城北张氏：张载，字子厚。
    延令张氏：张浚，字德远。
    延令杨氏：杨诚（南宋）。
    元代6个：
    高邮宋氏：冬里不花。
    宝应姜氏：茂枝。
    扬州张氏：张庆一。
    甘泉顾氏：般皿公。
    维扬江都胥氏：胥景阳，字少明。
    泰兴李氏：李公常。
    明代29个：
    仪征王氏：王敬。
    高邮王氏：王瑩。
    宝应张氏：张兴十。
    宝应刘氏：刘寿，行二。
    扬州韦氏：韦兴祖。
    维扬夏氏：夏千。
    江都涂氏：涂俊生，字友良。
    维扬陈氏：陈镗。
    扬州陈氏：陈海南。
    甘泉陈氏：陈望吾。
    甘泉张氏：张天祐。
    江都丁氏：丁怀山。
    维扬江都周氏：周义，字洛书，行福三。
    江都柏氏：柏兼善，字仁夫。
    江都许氏：许揆，字汝登。
    江都佛感洲张氏：张祯，字裕兴，号吉庵。
    维扬甘泉县张氏：张习，字企翔。
    棠湖翟氏：翟益，字受之。
    维扬江都刘氏：刘大镛，字声宏。
    维扬江都潘氏：潘旺一，旺二。
    江都刘氏：刘盛，字大受。
    江都陈氏：陈文龙，字小溪。
    江都沈氏：沈由礼。
    兴化邹氏：邹迪荣，字惠吉，行二。
    兴化杨氏：杨仲礼。
    兴化赵氏：赵九四公。
    泰州罗氏：汝芳公，字惟德。
    泰兴张氏：张桂禄，字月修，号刚叟。
    泰兴翟氏：翟敬夫。
    清代1个：
    江都袁氏：袁盛唐。
    在已知家族始祖具体情况的138个家族中，明确知道始祖时代的有118个家族。其中以两宋时期最多，占总数的 43%，其次是明代，这与本身朝代存续长短有关，也与各个朝代关于家谱的思想有关。在宋代之前的朝代中，由于时间长远，而且往往由世家大族把持朝政，“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①，国家设有图谱局，责令史官掌管其事，因此注重对大家族的记载，以致于缺少其他家族始祖的具体记载。至宋代，旧式谱牒制失去其价值，家谱修纂发生很大变化。同时随着科举制和私有制的发展，科举官僚家族及平民家族日益壮大，越来越多的家族开始注重修谱，于是有了更多的关于始祖的记载。
    已知始祖职业身份的有40个，主要是从政为官者和学者，其中不乏历史名人。如高邮吴氏始祖是周王之子，泰伯奔吴的故事主角泰伯公；吴陵仲氏始祖是孔子的学生仲由；维扬江都刘氏始祖是汉高祖刘邦；安阜洲刘氏始祖是南朝宋武帝刘裕；泰邑郭氏始祖是唐代名将郭子仪；江都周氏始祖是宋代著名学者周敦颐，著有《爱莲说》。
泰州韩氏始祖是两宋抗金名将韩世忠武；维扬江都王氏始祖是南宋初名将王彦；延令张氏始祖是南宋抗金名将张浚；维扬江都刘氏始祖是明初重臣刘伯温；泰州罗氏始祖是明朝的罗汝芳，被称为近溪先生，泰州学派代表人物。家族以历史名人作为始祖，可以突出其与其他家族的不同，增加本家族的自豪感；还可以以始祖成就或精神为号召，团结广大族人，发展壮大家族规模。有近90个家族始祖无具体官职或学术身份，只是普通人，也可以反映出家族平民化，不一定只有世家大族或者官僚家庭才可以修纂家谱，平民家庭也开始关注家族历史和传承。
    二、家族始迁祖迁徙情况
    家族中始迁祖与该家族的迁徙密切相关，他所处的时代就代表着家族迁徙的时间，从他的经历上可以看出一个家族迁徙的原因。因此，本节以始迁祖为线索，概括总结明清扬州地区家族迁徙的基本情况。
    ①郑樵：《通志》卷25《氏族略》。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人口南迁，第一次是永嘉之乱，持续到南北朝，前后共二百年。
    中原百姓分三路南迁，其中东路就是沿淮河到扬州，再过长江到苏南浙江一带。第二次是唐代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一直到五代。第三次则是宋代的靖康之难，都城南迁到杭州，百姓也大量迁移。三次大移民中，扬州都是必经之地或落脚之点。而每次朝代更迭，战乱频繁，又都会造成人口迁移。
    根据《中国家谱总目》和《清代硃卷集成》有关扬州地区家族始迁祖情况的记载，明确记载来迁时间的有汉代1支；晋朝1支；宋代28支；元代31支；明代163支；清代18支，有242个家族，其中家族在明代迁徙最多，占了总数的67%；其次是元代和宋代。
    关于来迁地点，其中江苏省内苏州的有39支，其中特别标注来自苏州阊门的有12支；镇江的有6支；扬州的有4支；泰州的有6支；常州的有3支；无锡的有2支；淮安1支；南通1支；崇明1支；昆山2支；盐城1支。来自外省的主要有安徽省8支；山西省1支；浙江省5支；江西省2支；陕西省1支；河南省2支；河北省1支；福建省1支。明确记载来迁地点的家族共有87个，其中来自江苏省的共有66个，占总数的76%，其中江苏省内又以苏州最多。其他省份是安徽省和浙江省。当前移民史的研究已经证明,洪武初年, 苏北扬州、淮安等府人口中外来移民的成分占到50%至70%, 其中大部分来自于苏南。初探扬州地区家族中来自苏州的最多，与明初朱元璋对苏州的高压政策有关。元末明初，张士诚凭借苏州强大的经济实力，与朱元璋抗衡。明太祖朱元璋在打败张士诚后，大量迁移迁苏、松、嘉、湖地区的富户到濠州和南京，建文帝、明成祖时期又陆续进行了几次，历时五十余年。这一强制迁移措施使得苏州家族大量外迁，不乏到扬州的。
    分析三地家族迁徙原因，大体有以下三个因素：职业、婚姻与家庭、环境与心理。
    职业因素主要包括因仕官而迁，因垦荒而迁，因求学而迁，随军远征来迁。因仕官而迁（共 5 支）：扬州南氏始迁祖南管住，洪武七年因军工转为经理屯田公务，选在扬州东乡，今江都县，立舍南家营；维扬江都朱氏始迁祖朱铭台，随父宦居江都；维扬江都严氏十四世忠嗣元初官万户，略地扬州，次子镐，遂卜居于此；兴化严氏始迁祖严乾德，北宋元祐年间官兴化府尹，遂居于此；泰兴季氏始祖季达，南宋陛授扬州府通州教谕，自山阴（今绍兴）来仕，生四子皆不归原籍。因垦荒而迁（共1支）：宝应颍川堂天平陈氏，其先祖明初自昌门移民屯田江苏宝应天平柳村等地。因求学而迁（共1支）：泰兴李氏始迁祖李东旭，少游学延令，明卜筑而居焉。随军远征来迁（共1支）：泰县五知堂任氏始迁祖任子贤，子庸兄弟，明末随军远征来泰州而居。
    婚姻与家庭因素主要包括，因入赘而迁，因先世安葬该地而迁。因入赘而迁（共3支）：江都于氏始迁祖于福胜，明代由仪征入赘江都郭村胡家，后定居塘头；兴化任氏，元初，任功由苏州赘于兴化王氏，子宣遂姓王。宣孙招，复姓任氏并迁居入城；延令戴氏始祖第三子伯鸣，其子佚名，官承事，赘泰兴戴家湾于氏而附籍焉。因先世安葬该地而迁（共1支）：兴化孔氏始迁祖孔宏贤，父孔承凤出外贸易，殁，卜葬于兴化东郊外，遂占籍焉。
    环境与心理因素主要包括因避难而迁，因明初奉召而迁，因居处毁坏来迁。因避难而迁（共 26 支）：高邮何氏因苏州城遭兵变，百姓外逃，何氏一支于此时逶迤北徙至高邮沙堰镇；高邮金氏始迁祖金理，明初为避张吴之乱迁至高邮；宝应张氏始迁祖张青，元明之际因兵乱迁居宝应徙居宝应陶家林；宝应张氏始祖张兴十，因元明之际兵乱，迁宝应湖西之展沟；江都周氏始迁祖周文，为避兵乱携子至江北维扬东；维扬江都袁氏始迁祖平一（字衡然），平二，明洪武避兵变入籍江都白沙袁家湾；江都高氏始迁祖高宝亮，避乱迁居于淮扬之东五湖天字二十五圩；江都卞氏始迁祖卞伦，字汝叙，宋靖康之难，南渡占籍江都；兴化季氏始迁祖季保华，季忠国，南宋时避乱迁居于此；延令孙氏始祖，宋南渡后迁居延陵；延令刁氏始迁祖刁馀春，明代避兵乱至黄桥东筑室；泰兴朱氏始迁祖朱宝明，宋高宗南渡时迁居泰兴曹溪；泰兴余氏始迁祖余昇，因宋南渡，遂负笈书剑；泰兴唐氏始迁祖唐浩七，明靖难之役，由姑苏避居泰兴城东三十里之唐家庄；延令梅氏始迁祖梅乾元，本居宁国，明永乐靖难兵起，避居延令（今泰兴）西江；泰兴张氏外纪始祖本真，随宋南迁，落户泰兴；泰兴张氏始迁祖张浩，因明初燕王起兵避难于延令东北三十余里之杨春岸定居；泰兴张氏：始迁祖张英，元代避难由北边邻县迁来延令县城陆家湾，后部分族人移居南乡古堂；泰兴张氏自宋季避乱来吴，至明初靖难兵起，始迁祖张君祥携眷自吴郡徙海陵之延令安泰桥居；延令程氏始迁祖程庭护，明代避靖难兵祸自休宁率口迁居泰兴程家庄，旋迁芮家甲；泰兴蒋氏始迁祖蒋留一，南宋咸淳末避兵乱自福州迁居延令；泰兴刘氏始迁祖十七世孙一元，明初避靖难兵乱携子成仁，成礼卜居城东北隅之刘家蕩；泰兴萧氏始迁祖萧自诚，因遭明成祖靖难，弃家逃奔，渡江至北岸，于泰邑东北隅太平乡筑室而居；泰兴钱氏始迁祖钱小庵，钱国塘，原籍姑苏，因燕王兵乱，同徙泰兴东北之钱家庄；泰兴曹氏始迁祖曹国裔，原籍真定，宋高宗南渡始迁延令；泰兴顾氏始迁祖顾运九，吴郡昆山人，元末渡江北避兵，始迁泰邑。因奉召而迁（共3支）：维扬江都李氏，始迁祖李刚，明初奉诏由姑苏迁江都府城东北沙；泰兴吴氏始迁祖明代自下令迁居太平湖；兴化解氏始迁祖解七二，明初奉命自苏州昌门移居兴化县龙舌津头。因居处毁坏来迁（共1支）：维扬安阜洲陶氏始迁祖因居处沉坍而移居；
    根据初步整理发现，各地迁入扬州地区家族时间很分散，但是又有一定的集中性，同时来迁的原因也不一。家族来迁扬州既有其自身原因，如作官、求学、婚姻等，但是更多的是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在宋代高宗南渡时，有部分家庭也随之迁移到扬州，并在此生根。在元末明初的战争环境下，人们为了避乱迁徙。当然明初迁徙原因，很大程度上与统治者强制迁移有关。可见，家族的发展不仅与地域社会有关，也与整个时代发展有极大联系。
 

第二章 明清扬州地区家族的观念及其特征
 

    家族在演变过程中，经历了民间化历程，即逐渐由贵族组织变化为民间组织，平民性趋势增强。在成员上逐步民众化，有社会上少数人参加变为多数人；在功能上，从以政治功能为主转变为以社会功能为主，它以兴办义庄、族学、祭田等多种形式，倡导家族内互助，增强了社会功能。宋元之后中国家族出现新形态，之前的贵族家族不再是社会主体，大量官僚家族出现，明清时期的家族在宋元时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备，并随着经济和科举制的发展，建立祠堂和祭祀族代限制的放开，呈现出新面貌。明清扬州地区家族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带有地域社会影响，呈现出与其他地区家族不同的特点。
    明清扬州地区家族的家谱、族谱中的凡例、族约往往对族人提出为人处事等方面要求，这些内容无不体现着每个家族为求延续、求发展的愿望。这些家族的观念及其特征既受到传统儒家思想影响，又受到当时统治政策及时代变化的影响。

第一节 明清扬州地区家族的观念
 

    一、伦理观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初期，颁布“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做非为” 等36字的“圣谕六言”，言简意赅，内涵丰富，重点宣扬以“孝”为中心的伦理思想和以“和”为目标的基层秩序。明代不少扬州家谱都将朱元璋的“圣谕六言”刊在卷首，载入族规家训，做到家喻户晓，并以此约束族人，由此也奠定了明清家族伦理观的总基调。
    家族伦理观中，最重要的是“孝悌”。 孝敬父母，作为和睦家庭的根本，是传统家庭思想的精髓。“孝悌。立身之本也，凡为子孙切以勉之。”①孝是人伦之本，一切道德的开端。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②就“孝”的基本内容而言，狭义上指“顺父母、敬长上”③；广义上讲是奉献社会。我国古代社会是父权家
   ①陈世炆：《维扬江都陈氏重修族谱》8卷，《凡例》，民国十六年（1927）版。
   ②孔子：《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四库全书》卷32 经部32。
   ③刘兆福：《安阜洲刘氏重修族谱》6卷，《家训》，清同治八年（1869）版；许忠书：《维扬江都许氏重修族谱》4卷，《家训》，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版；黃金高：《维扬安阜洲黃氏重修族谱》10卷，《规范录》，清光绪十四年（1888）版。
 
长制的社会，家长在家里处于独尊的地位，拥有绝对的权威，子女不得忤逆家长。在这种思想的熏陶下，培养出一代代顺从的民众。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孝道观念不仅对家庭和睦，还对国家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焦循《里堂家训》中记载崇明县吴姓老人和四个儿子的故事，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子女孝顺老人的事迹，以此来教育后人。在与朋友相处，待人接物中，要做到有礼有节。“凡客至家，长或宗子出迎，久不相见者则拜。”“若待尊长，必须言温而貌恭，情亲而意洽。”①《里堂家训》中说：“天下之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一人有一人之能，不能以己之能傲人之不能也；一事有一事之体，不能以此之体混彼之体也。”又说：“余平生与朋友交，必求其胜我处而学之。”这就替为人处世提供了一个好方法，即善于学习别人的好处长处。
    二、祭祀观
    自周代宗法制及与其相联系的分封建国制基本消失之后，人们逐渐变通对祖先的祭礼，至宋代特别是明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理学家的积极提倡，人们相信“礼以义起”的观念，不顾政府的礼制规定，自行祭祀始祖、始迁祖及高曾祖祢四代。明朝政府也放宽禁令，允许民间祭祀四代先人，家族越来越重视祭祀活动。明清扬州地区家族也不例外，在家谱、族谱中都有规定，从中可以看见它们的家族祭祀观。
    祭祀是家族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家族祭祀一般是祖先祭祀。扬州高氏家族规定，在元旦、清明、冬至祭祀祖先，族人必须穿戴整洁的衣帽，“有冠裳者，不许衣服无冠”，“虽布衣亦要洁净，违者罚”。②分左右两班站立在祖先牌位前，“行礼每一辈为一班，各设拜席”，③按照长幼辈分次跪拜。泰州宫氏家族族训中记载：“祭祀如清明、中元、下元、长至、岁除，随时措办。”④祭祀完毕，族人可以分享祭祀物品。该家族祭约中规定清明、冬至祭祀时，必须选择族中在学的幼年子弟两人宣读赞文、祭词。其中清明祭祀还必须去墓地扫墓，“子孙须逐年亲自整理”⑤，全族成年男子必须参加；如果不能参加还必须向族长请假，否则会受到一定的惩罚，可见对扫墓的重视程度。到了扫墓的那天，参加的人要衣冠整齐，清晨时分到祠堂集中，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然后去墓地。祭扫时首先要摆放祭品，悬挂纸幡，祭酒，放爆竹。然后查看祖先的坟茔，进行修葺。
   ①《何氏族谱》家训11则。
   ②高元钧：《维扬裕民洲高氏重修族谱》12卷，《祭约》，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版。
   ③高元钧：《维扬裕民洲高氏重修族谱》12卷，《祭约》，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版。
   ④宫本昂：《泰州宮氏族谱》，《族训》， 清光绪五年（1879）版。
   ⑤宫本昂：《泰州宮氏族谱》，《族训》， 清光绪五年（1879）版。
 
    家族祭祀活动首先要修建祠堂，江都刘氏家族在族谱中提出：“如遇祠宇倾颓，即加修整，而安祖考阴灵。”①江都梁氏讲：“合族宜捐公费及时修理。”②安阜洲刘氏关于修理祠宇，强调“世家旧族莫不重此，凡我同宗须以是为重”③。此外，还包括祭祀祖先祭器、祭祖食品、日常祠堂管理等，这些都必须依赖一定的经济力量。朱熹在《家礼》中立祠堂之制的同时，提出“置祭田”的办法，作为维持祠堂家族活动的经济基础。明清家谱中关于建祠堂置祭田的经费来源，有的是按照家族人丁数缴费，有的如维扬安阜洲黄氏家族采取自愿捐助的方式，在其家谱中特别记载“天眷洲十分捐祭田佃种数目”和嘉靖、光绪年间族人共捐置买祠堂数目名单。④《维扬江都陈氏重修族谱》中《宗祠祭田记》记载，家族中春秋祭祀缺少钱财，族人分析原因在于没有祭田。于是族中有人捐赠五十一亩土地，以每年的收入来供给家族祭祀，同时资助族中贫困者，持续了数十年。
    三、治生观
    明清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士绅自身的生存环境发生改变，他们的治生观念也发生了转变。他们在谈到治生方式的问题时，期待族中子弟首选是耕读传家，发展农工商业也非不可，表现出明清家族观念中治生方式多样化的一面。但传统的勤俭持家观，一直被保持着。
    治生是指家庭财产的合法获得、合理使用与分配。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治生手段基本是士农工商四业。但是在传统等级社会中，从事上述四种职业的百姓，无法轻易改变其职业。探究其根本原因，既有当时统治者的政策导向，也有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明清以来，由于生存的压力，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观念的变化，族谱中一改耻于谈利的作风，频频涉及到治生问题。焦循在《里堂家训》中，开篇就谈到“儒者以治生为要”。不少家族认识到，要想家族发展壮大，是需要丰厚的物质基础，而这些基础不仅仅来自于农业耕作。明清家族对子弟从事的治生职业，还是强调以耕读为主，这和传统儒家思想相吻合。“耕读者，传家之要也。凡为子孙，切宜勉之。”⑤“最
   ①刘德湖：《维扬江都刘氏重修分谱》2卷，《家训》，清光绪二十年（1894）版。
   ②耿荣安：《维扬江都梁氏第八次统修族谱》18卷，《家训》，清光绪三十年（1904）版。
   ③刘兆福：《安阜洲刘氏重修族谱》6卷，《家训》，清同治八年（1869）版。
   ④黃金高：《维扬安阜洲黃氏重修族谱》10卷，清光绪十四年（1888）版。
   ⑤高元钧：《维扬裕民洲高氏重修族谱》12卷，《勉戒》，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版；陈世炆：《维扬江都陈氏重修族谱》8卷，《凡例》，民国十六年（1927）版。
 
显为士，次莫如农。”①
    但是随着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皆本”被提出，并且不断被强化，家族治生观念变化很大。如江都卞氏明确劝说族人：“除耕读外，即别有营业，亦是好事”②。士绅家族逐步转变观念，不再排斥工商业。焦循说：“子弟必使之有业，士农工商皆可为”。③各个家族历来重视勤俭持家，“勤俭为成家之本”，“勤俭者资身之策也”，④“克勤克俭”⑤。焦循也在家训中指出：“防其穷，防之道如何？曰勤，曰俭，曰量入为出。”“贫者不以货财为礼。”教育家人勤俭持家，勤俭立身。他丈人七十大寿时，他只有四百钱，无法购买名贵的礼物，妻子觉得很是为难。焦循则认为只要是充满真情实意的礼物，不需计较名贵与否。还有一反面事例，安定书院一教习，以授业为生，日子颇为丰裕，后来追求美服美馆，“不数年以负债失信于人，竟自缢死”。焦循以此警醒子孙。扬州高氏家谱凡例中已在强调“逐年勿忽钱粮”，“衣食皆宜结省”。⑥
    在持家方面不得不涉及到借贷问题。在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社会，社会整体经济水平不高，个体家庭经济力量薄弱，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只能求助于借贷。关于借贷与放债的问题，很多家族在家谱中都有规定，如“禁债准田宅”，借贷不可以拿田地和房子做抵押，必然出现倾家荡产的危险；如“禁违例放债”⑦，一般认为放债可以，但不可以求高利，一般家庭很容易因为高利贷而破产。关于这一问题，焦循认为应该做好一年安排，“通计一岁之所入，以为日用之所出”，尽量避免借贷。只有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才能维持社会稳定，对经济发展也有利。家族道德思想中提倡勤俭是有其深刻道理的，一个人只有在勤俭的环境中才能磨练坚强的意志；只有勤俭才知道衣食来之不易，更加孝顺父母，知恩图报。古语道成有勤俭败由奢，勤俭既是为人之道，也是治家之策。

第二节 明清扬州地区家族的特征——与徽州家族比较
 

    在研究扬州地区家族中，要找到扬州地区家族的特征，不能只局限在扬州区域本
   ①宫本昂：《 泰州宮氏族谱》》，《族训》， 清光绪五年（1879）版。
   ②卞金城：《江都卞氏族谱》，《规范录》，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版。
   ③焦循：《里堂家训》上卷。
   ④陈世炆：《维扬江都陈氏重修族谱》8卷，《凡例》，民国十六年（1927）版。
   ⑤宫本昂：《 泰州宮氏族谱》，《族训》， 清光绪五年（1879）版。
   ⑥高元钧：《维扬裕民洲高氏重修族谱》12卷，《家训》，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版。
   ⑦高元钧：《维扬裕民洲高氏重修族谱》12卷，《族禁》，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版。
 
身，要在区域比较中才能彰显出来。本节主要与徽州家族作比较，以此凸显扬州地区家族特征。
    一、家族迁徙
    扬州作为上古九州之一闻名，徽州则属于扬州。隋文帝时期建置歙州，也就是徽州的前身，宋徽宗时改为徽州。历经宋元明清四代，统辖一府六县。因其处于内陆山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百姓纷纷外出经商，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徽商，徽商家族也发展壮大。而扬州则拥有徽州完全不具备的地理优势，地处运河中枢，在清代拥有漕运、盐政、河务三大地利，万商云集，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很发达。
    徽州“东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扼”①，很少受战争的影响，因而成为避难之地，但是也造成了一定的封闭性。因为属于内地山区，山多田少。“徽郡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②百姓不能完全固守土地，只能外出经商。这也使得徽州外来流动人口较少。“新安各族聚姓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③反而迁出情况很普遍。徽州家族的迁徙方式，主要是以经商的形式向外迁出。徽商尽管也回流到故里，但仍有很多徽商家族滞留在外。扬州地处江淮平原，是容纳天下商贾的大都市，社会流动性大，其来迁的家族很多，其中就有徽商家族。而明清时期，依据部分资料抽样统计，扬州地区家族外迁共14支，其中县内迁徙11支。④与徽州家族具有明显的不同。
    徽州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外地人流入徽州的极少，造成 “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⑤的宗族社会。但是扬州地区家族很少能做到这样，主要以小家庭为主。扬州地处交通便利的平原地区，历史上的战乱、人口大迁徙的冲击，使宗族聚居的格局难以维持，而小家庭可以灵活应对生产和灾变；加上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社会竞争激烈，人员流动大，商品经济直接瓦解着这里的宗族和大家庭结构。
   ①马步蟾：道光《徽州府志》卷1《地理·形势》。
   ②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凤宁徽》。
   ③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11《故老杂记》。
   ④据《中国家谱总目》记载的扬州、泰州地区家族情况统计得出。
   ⑤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11《故老杂记》。
 
    二、家族传承
    扬州地处平原地区，土地肥沃，水道密布，交通发达，农工商等各行各业都有长足的发展，因此百姓只要勤于劳作，不会出现生存危机，因而民间重视读书考科举，而且出了很多文化世家。如泰州学派王艮家族、扬州学派的高邮王安国家族、宝应刘台拱家族、仪征刘文淇家族及阮元、焦循、汪中家族等等。这些家族都把读书治学当做一种“业”进行传承。明清扬州地区家族治生思想中，已有工商皆可为的观念，但是很多家族在家谱中都一再强调子孙要以耕读传家，“子孙不耕即读，不读即耕”①。
    徽州情况却恰恰相反，在儒家传统观念看来，士农工商以商为末业，而“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②。“小民多执技艺，或负贩就食他郡者，常十九。”③
    徽州民众只有选择经商，才能有效解决土地和人口矛盾的问题。在其外出经商过程中，宗族组织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徽商借助宗族势力，获取资金和人力上的支持；借助宗族势力，建立商业垄断，展开商业竞争；借助宗法制度，控制从商伙计；借助宗族势力，投靠封建政权。
    可以说，徽州家族主要是以经商传家。也有一种现象，因商致富后，族人后代转向科举。如程梦星家族，程梦星的曾祖父、祖父都是两淮盐业总商，民国《歙县志》记载其父亲“孝友仁恕，业盐起家”。经过几代人的经验，成为当时较大的盐商家族。“乾隆初，两淮殷富，程氏尤豪侈。”④富裕的物质条件为家庭成员提供了求学的保障，
    程梦星的父辈们便从盐业的行列里分离出来，专事儒业。程梦星的父亲程文正，字笏山，号范村，师从于汪懋麟，康熙三十年（1691 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工部都水司主事，撰有《仁庄集》等。康熙五十年（1711 年），程梦星中举，后来又考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程氏家族到程梦星这一代，已经涌现出十六位太学生，十位州同。
    三、家族社会活动
    扬州与徽州在自然环境、经济结构、人文环境等方面有着不同，两地家族在宗族保障、社会控制方面存在差异。
    两地家族社会保障规模和主体不同。要想在徽州封闭的山川间保有必要的生存空
   ①卞金城：《江都卞氏族谱》，《规范录》，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版。
   ②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 37《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660页。
   ③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凤宁徽》。
   ④赵尔巽：《清史稿》列传272《文苑2》。
 
间，只有依靠宗族血缘群体的力量，所以保持宗族组织并使其发展壮大是必须的，这也使得徽州宗族保障能覆盖整个社会。根据弘治时期的《徽州府志·恤政》记载，宋元明三代，徽州六县均有居养院、养济院、惠民药局等，但与宗族保障相比，最大的徽州府居养院仅有田产三百亩，各县养济院收养的老人也仅数十人，而一个宗族的义田则往往可达数十乃至上千亩。在下文将涉及明清扬州地区家族与社会公益事业，我们会发现明清扬州地区的家族也有家族保障机构，但是家族保障只是社会的一小部分，而且没有徽州家族保障规模那么大。主要是因为扬州地区家族覆盖面有限，还是以小家庭为主，而徽州以大宗族为主，族内人口规模存在明显的不同。而且徽州家族与徽商有着极大的联系，宗族保障的主要经费来源于徽商的经营收益，他们会把部分钱财用于回乡置族田，这样有能力维持一个共祖家庭。同时为徽商在外经商减少了后顾之忧，增强了徽商的竞争力和凝聚力，进一步强化了族人的宗族意识，加强了宗族组织。当然，徽州家族也不是一味地追求越大越好，家族过分庞大会出现争夺财产的不仁之心，不利于解决家庭内部矛盾，反而影响宗族发展。所以徽州家族一方面瓦解着大家庭结构，另一方面又在扩大血缘宗族群体，出现矛盾的一面。扬州地区家族多是传统的耕读传家，以读书为第一要务，因此宗族义庄的创办者多是士绅阶层，与徽州家族存在着明显区别。扬州地区家族保障只是社会保障系统的一部分，对于巩固宗族、稳定社会秩序有一定的效果。
    明清时期国家对地方基层社会的控制，颁行的政策和建构的机构都是一样的。但是由于扬州和徽州自然环境、经济社会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致使两地社会控制方式也不同。扬州普通农民都是小家庭形式，官府通过基层组织农民家庭进而控制农村，政权在地方有很大的治理权。相对而言，徽州处于山区，外来流动人口极少，从而为宗族组织的保存和繁荣提供了极好的社会环境。徽州宗族血缘关系几乎涵盖所有农民小家庭，徽州乡绅能借助宗族组织强化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宗族不仅担当教化、互济、公益建设等自治职能，还承担起治安、司法、赋役等基层政权的管理职能，官方、半官方基层组织只有借助于民间宗族组织才能行使其管理控制职能。徽州地区社会控制总是集中反映了宗族组织的利益和意志，都服务于宗族组织的利益和最高原则。从社会角度看，徽州是一个宗族社会，传承了中原地区消失了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实态。可以说徽州、扬州两地社会的有序和稳定，都与家族组织利用家训、族约等规范对其成员的社会行为实施约束有关，但扬州地区家族对地方社会控制程度不及徽州高。
 

第三章 明清扬州地区的家族与地域社会事业
 

    家族作为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基本社会组织，存在和发展受到地方乃至国家的极大影响；同时家族也对地方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产生深远影响。要对家族所处地域社会产生影响，必然要求家族拥有一定的经济或者文化实力，一般普通家族的影响力有限。所以本章所研究的明清扬州地区家族主要是盐商家族和文化家族，就这些家族与文化教育事业、与地方公益事业、与社会秩序三方面关系做一番探讨，力求真实反映这些家族对扬州社会事业发展的影响。

第一节 家族与文化教育
 

    家族对扬州文化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家族创办书院、藏书刻书、文化学术三个方面。
    一、创办书院
    扬州地处长江之北，淮河之南，东临大海，运河贯穿其中，北上可入京师，南下直通苏杭乃至湖广。这样的有利地理，促使扬州产生两大支柱产业：盐业和运输业，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家族群体——盐商家族。他们利用两淮盐区的有利条件和朝廷颁给的特许专卖权利发家致富。其巨额资产一部分用于挥霍，一部分用于进贡，还有一部分则用于文化教育事业。柳诒徵记载：“两淮盐利甲天下，书院膏火资焉。故扬州之书院，与江宁省会相颉顽，其著名者有安定、梅花、广陵三书院，省内外人士咸得肄业。”①有些盐商广泛结交文人，兴办学校，从事公益，刻书印经，大大推动了扬州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马曰琯、马曰璐的马氏家族。
    马曰琯，字秋玉，号嶰谷。弟曰璐，字佩兮，号半查。据厉鹗为二马父母所写《朝议大夫候选主事马公暨原配洪恭人墓志铭》可知，“马氏系出鄱阳贵与先生讳端临后，后迁祁门”②。父亲马谦，太学生，州司马，以笃孝称于时。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马谦临终前留下遗言：“吾祖碧筠公，前明诸生，治经有生。吾子皆可教，必令其以
   ①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中国历代书院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②厉鹗：《樊榭山房集》文集卷 7《朝议大夫候选主事马公既原配洪恭人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16页。
 
文学显名。”①马谦死后，其夫人陈恭人遵奉夫训，“益延名师友，督诲二子以学”②，注重培养他们的文学修养，并鼓励他们结交名士。马氏兄弟生于崇儒的盐商家庭，在祖父辈的熏陶下，以“诗书为素业”③，并积极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
    扬州著名的书院主要有三所，即府城的安定、梅花和仪征的乐仪。其中梅花书院创办于明中期，有地方官和盐官主持，先后名甘泉书馆、崇亚书院，明末废。雍正十二年（1734），祖籍徽州的商人马曰琯出资重建，“独任其事、减衣缩食，鸠材命工……不期月而落成”，④定名梅花书院。乾隆四年（1739），有盐衙支给诸生膏火费，书院收留学生60名，分正课、附课、随课三种。乾隆四十二年（1777），马曰琯的儿子马
    振伯，呈请完全归盐院管理，运使朱孝纯劝告商人捐修，并定每年经费数额。书院的学生，以诸生和监生为主，培养出一批科学人才和学者。仪征兴建较大规模的书院是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倡建者是知县卫晞骏，协助的是盐官、盐商。在嘉庆年间，每年需经费1700两银。这么大的费用，自始至终是盐衙和盐商捐助。后来书院兴衰一直与扬州盐业和盐商家族息息相关，“梅花安定广陵兼，膏火来源总是盐”⑤。
    二、藏书、刻书
    马氏兄弟居扬州新城东关街，于所居对门筑别墅曰街南书屋，有小玲珑山馆、看山楼等十二景。丛书楼是马氏兄弟的藏书楼，全祖望为之撰《丛书楼记》，略云：“其居之南有小玲珑山馆，园亭明瑟，而岿然高出者，聚书楼也……百年以来，海内聚书之有名者，昆山徐氏、新城王氏、秀水朱氏其尤也。今以马氏昆弟所有，几几过之。”
    全氏真实地记录了马氏兄弟嗜书、访书、购书、钞书等一系列的情况，令人赞叹。同时人如沈德潜《沙河逸老小稿序》云：“嶰谷酷爱典籍，七略百家，二藏九部，无不罗致，有未见书，弗惜重直购之，备藏于小玲珑山馆。”汪沆《樊榭山房文集序》云：“马氏储书甲江浙”。阮元《淮海英灵集》云：“（马氏）酷爱典籍，有未见书，必重价购之……以故丛书楼所藏书画碑版，甲于江北。”《广陵诗事》卷七云：“装订致精，书脑皆用名手宋字，数人写之，终年不能辍笔。”李斗《扬州画舫录》云：“玲珑山馆后，丛书前后二楼，藏书百厨。”这些人均极赞美马氏兄弟藏书数量之丰富。
   ①杭世骏：《道古堂全集》文集卷46，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426册，第649-650页。
   ②杭世骏：《道古堂全集》文集卷46，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426册，第650页。
   ③闵华：《澄秋阁集》三集卷1，乾隆十七年刻本。
   ④嘉庆《两淮盐法志》卷151杂记门《书院》。
   ⑤倪澄瀛：《再续杨州竹枝词劫余稿》，《蠖庐诗词合存》，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版。
 
    马氏兄弟藏书之学术价值，从清廷修《四库全书》向他家借书一事，充分显示出来。乾隆三十八年（1773），马裕进藏书可备采择者七百多种。乾隆三十九年（1774），因其进书奖励马家一部《古今图书集成》。马家“装成五百二十匣，藏贮十柜，供奉正厅”。“继又赐平定伊犁御制诗三十二咏，平定金川御制诗十六咏，并得胜图三十二幅”。①
    马曰琯、曰璐兄弟比一般藏书家高明，他们嗜书、访书、购书、钞书，而是热衷于读书、校书、刻书。有清一代，扬州官刻有两淮官署、淮扬官舍、扬州诗局、扬州书局等，私刻有马、郑、程、郭等。马氏把所藏之善本书籍、金石拓片择要刻印流通，同时刊刻的书籍纸张优良，工楷细书，时人称之为“马板”。马氏兄弟前后刻书数量达到五六百卷，遇到有价值的著作，会毫不吝啬地拿出银两帮助刊行，如宋人的《巢林集》，朱彝尊的《经义考》，汪士慎的《困学纪闻》就是由他们耗资刊行的。马氏又为姚世钰开雕遗集，“可谓行古之道者也”②。
    除了马氏家族，还有泰兴的季振宜家族。季振宜的父亲季寓庸，字因是，天启二年进士，后来辞官归乡经营盐业致富，积累了大量财富，广建园林庭院。“时人称以富甲天下者，北亢南季”，南季即指泰兴季家。季寓庸本人喜欢藏书，收藏丰富。到了季振宜这一代，藏书事业达到顶峰。季振宜所编的《季沧苇藏书目》，详细记载宋元时代书记的版刻以至抄本，几乎没有遗漏，因此被后世尊为“善本目录之泰斗”。他还利用丰富的藏书，用十年时间编成了集唐代诗歌之大成的《全唐诗》，并撰写了《全唐诗序》。
    三、文化学术活动
    扬州盐商、文化家族不但物质生活富足，精神生活也很富裕，他们为天下文人提供了一个文化生活空间。
    二马广结名士，符葆森在《寄心庵诗话》中说道：“马嶰谷征君勤学好问，尤好客，夙儒名士，交满宇内。”主要有郑板桥、厉鹗、全祖望、高翔、杭世骏等。马氏兄弟为他们提供治学必要的物质条件。厉鹗为马氏食客，利用马氏藏书著有《辽史拾遗》、《宋诗纪事》等大作；著名史学家全祖望，曾经一度患恶疾，马氏为他请医看病。马氏兄弟在小玲珑山馆组织文会，大大推动了扬州文化的繁荣。当马曰琯去世后，袁
   ①李斗：《扬州画舫录》卷4《新城北录中》，清乾隆六十年刻本。
   ②全祖望：《鲒奇亭集》卷20，《姚薏田圹志铭》，清嘉庆九刻本。
 
枚在《扬州游马氏玲珑山馆吊秋玉主人》作诗吊唁：“山馆玲珑水石清，邗江此处最知名。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此后的扬州盐商江春和江昉兄弟也承此风，“奇才之士，座中常满，亦一时之盛”。①
    江昉死后，阮元在《广陵诗事》作挽诗曰：“从今名士舟，不向扬州泊”。
    程梦星家族也是盐商家族，其曾祖父程量入，“自公迁扬，创业成名，遂大其生世”②。程梦星的曾祖父、祖父都是两淮盐业总商。经过几代人的经营，成为当时较大的盐商家族。“乾隆初，两淮殷富，程氏尤豪侈。”③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程梦星在扬州建筑筱园，组织文会，吸引大批文人来此，在乾隆八年（1743 年）达到顶峰，成为扬州文教中心。他的常客之一陈撰，中乾隆博学宏词科，一度馆于筱园。程梦星的族人程崟，进士出身，辞官后专门研究明朝及本草古文，并予以刊印。
    除了盐商家族，还有文化家族的文化学术活动。如前文提到的泰兴季振宜家族，季氏家族自季寓庸、季振宜到季开生二十年间先后中进士，季振宜与兄长季开生，堂弟季公琦皆善诗文。其姊妹季娴，字静殃，又字房月，号元衣女子，著有《雨泉盒集》、《闺秀集初编》等，由此也可见季振宜家族文化风气之盛。还有泰州学派王艮家族和扬州学派家族。泰州的王艮家族也致力于了文化学术活动。王艮开创“泰州学派”，一生致力于讲学。王艮的二儿子王襞从30岁开始独立的学术和社会活动, 在其后的近50年时间里, 大多数时间是在进行讲学活动。王襞晚年在泰州州城内崇祀王艮的崇儒祠,有经常性的讲会。王氏后人王之垣、王元鼎也一直勉力维持着心斋祠的月讲活动。王艮父子及子孙在泰州的教育活动直到清代, 地方上还有深厚影响。高邮王安国、王念孙、王引之祖孙三代；宝应刘氏，刘台拱，侄子刘宝树、刘宝楠，刘宝楠之子刘恭冕，三代四人；仪征刘氏，由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贵曾、富曾再到刘师培四代；阮元与堂弟阮亨及子阮常生、阮福；焦循及其子焦廷琥；汪中及其子汪喜孙，都把学术当做一种“业”往下传承，不仅自身家族发展有特色，而且带动了扬州学术发展。
   ①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2，中华书局，2007版。
   ②程梦星：《乾隆新安岑山渡程氏支谱》，卷4，影印本。
   ③袁枚：《小仓山房外集》卷26《翰林院编修程君鱼门墓志铭》，《袁枚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第二节 家族与社会公益事业
 

    明清扬州地区家族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影响主要分为两个方面：族内救助和乡里公益。
    一、族内救济
    在明清扬州，宗族作为社会保障的一部分，主要是对本宗族一定血缘关系内的族人实施救济，内容有资助丧葬、婚嫁、孤寡、医药、求学等等，救济方式有定期的，也有不定期的。家族对族内贫困族人的救助是家庭社会保障功能的主要方面，依靠的是族田经济支持或者族人的捐助。
    家族设置田产用于祭祀和日常保障，始于北宋范仲淹。据钱公辅在《义田记》，中记载，范仲淹曾经在苏州购买千亩田地，名曰“义田”，每岁收租八百斛，收族九十口，使他们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赡。后代儒家文人一直推崇范仲淹的做法。南宋朱熹在宗子法中就主张，每个家庭在建祠时取家族现有田产的二十分之一为祭田，亲尽则以为墓田，由宗子主之，以给祭用。除祭祀开销外，田产还用于保生。
    “义田者，收族者也……子侄之生依于食，食则给于田，无义田则无以保生者。”①延令戚氏家族族谱中记载有族人之妾张氏，“出钱分送各房诸侄，和睦一族”②，“将我兄弟所得之数，置水田四亩五分整送入公祠”③。还记载了族田租佃及收租情况，主要是租给族人耕种，这样既为家族祭祀提供经济基础，又可以保障族人日常生活，一举两得。扬州陈氏家族在族谱中列出家族公田图，并有图说和详细的收租条例，并让“子孙世世守之”。④扬州太学生史在策“常置义学，教族党子弟”，“岁饥煮糜粥以赈”。⑤
    明清扬州地区家族通过祭田、义田等公有经济，或者族中富裕族人的捐助，帮助赡养寡孤贫困的族人，并且资助贫穷子弟入学，试图通过实现某种程度的家族通财，以赡族增加族人的向心力、凝聚力，造就家族人才，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壮大及发展家族，达到尊祖敬宗收族的境界。
   ①张永诠：《清经世文编》卷66礼政13《先祠记》。
   ②戚稳寿：《延令戚氏重修族谱》15卷，《记之助送祠田记》，民国十九年（1930）版。
   ③戚稳寿：《延令戚氏重修族谱》15卷，《记之助送祠田记》，民国十九年（1930）版。
   ④陈广渊：《陈氏家谱》，民国六年（1917）版。
   ④徐成敟：《增修甘泉谱》，民国六年（1917）版。
   ⑤徐成敟：《增修甘泉县志》卷13笃行，《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
 
    二、乡里公益
    在中国古代社会，社会保障制度大致以明代中叶为界，明代以前，社会保障是以国家主办的慈善机构为主，属于正式的保障制度，如南北朝有孤独园，唐代有悲田养病坊，宋代京城有福田院，地方有居安养济院，元代有孤老院，都是收养孤老残疾的慈善机构。总的说来，明中叶以前，官办社会保障系统设施少，规模小，效果差。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兴起的非正式的社会保障机构日益成为社会保障系统的主流。①
    王艮家族对慈善活动相当热心。嘉靖二年( 1523) 夏四月, 淮扬大饥, 王艮先是向一位仰慕他的商人借贷稻米赈济乡人。此后, 他又拜访了巡抚, 与其大谈《大学》，“抚公悟, 大发赈, 行将树牌坊表扬先生, 先生固谢之”。嘉靖十四年( 1535)， 地方灾荒, 王艮再次成功地劝说一位官员发赈救灾。隆庆三年,泰州遭受水灾。王艮三子王禔“鬻产捐赈, 暂止里民之饥。复曰:‘吾资有限, 此不过济燃眉,非常策。且灾地甚广, 不能仅救一隅耳。’故作《水灾吟》二百余言, 赴南直都城, 且歌且劝, 以动四方殷实士大夫出赀助赈, 活者无算”。王艮四子王补与其兄配合,“作《洪水赋》以导乡人, 一守一行, 上下劝导, 助赈多多, 活饥民者无算, 远近士夫咸赞:‘淮南善士，尽出王氏一家’”。
    马氏家族从马曰琯祖父马承运开始，迁居扬州经营盐业，“遇事多扛直，以义福利，以己急人”②。马曰琯常常“为粥以食江都之饿人，出粟以振江之昏垫，开扬城之沟渠而重隧不病，筑渔亭之孔道而担负称便。葺祠宇以收族，建书院以育才，设义渡以通往来，造救生船以拯复溺。冬绵夏帐，椟死医赢，仁义所施，各当其厄。”③马氏兄弟乐善好施，以至马曰琯去世时，不管认识他们还是不认识的，都为之伤心。阮元在《马半槎园林行乐肖像图》上题跋曰：“扬州业盐者多，今求一如马君者，不可得矣!”。
    家族在乡里公益事业，除了突发的灾难救济，主要协助建设慈善机构，长期运行解决问题。扬州耿氏家族在这方面有很大贡献。瓜洲普济堂由江都贡生耿兆组于雍正二年（1724）捐建，随后耿氏陆续捐田300亩、银万两。耿氏还出资设立钞关门外义
   ①唐力行：《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②厉鹗：《樊榭山房集》文集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70页。
   ③杭世骏：《道古堂全集》文集卷43墓志铭《朝议大夫候补主事加二级马君墓志铭》。
 
渡。扬州河流众多，有的地方不方便造桥，为了行人的方便，备置船只和渡夫，无偿渡送行人。耿氏还帮助贫民交纳拖欠的钱粮，捐田资助监狱犯人的伙食，设立义塾，教育乡邻子弟。其兄兆绅，“倜傥好施与”，①设义渡，置义冢，荒年出栗赈济。
    地方上的公益事业，本应该是地方政府的事情，但是政府并没有这笔预算，基本上经费靠民间力量。扬州因有漕运和盐业之利，经济状况较好，又有大家族乐于公益事业，所以建设较多。扬州社会的公益和救济事业，应属于当时的上好地区。它的城市、道路、水陆交通、善堂等基本建设，临灾的救助，既有组织机构的保障，又有绅士的灵活处理，所以救灾能力较强，给百姓生活提供了一些方便。

第三节 家族与社会秩序
 

    明清时期，宗族在维护政权统治，维持基层社会的稳定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一、维持基层稳定
    社会控制有硬和软之分。硬控制是指用强制手段，如家规、家法等控制族人。软控制是指用非强制手段，如社会舆论、社会风俗、道德、信仰等进行控制。在实际控制中，两者结合。族规家法为社会舆论提供理论依据，风俗、道德是族规家法在社会生活中长期的沉淀。
    在稳定基层社会关系方面，家族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有助于赋役的按时交纳。封建国家的经济来源于农民，由于剥削的苛重，农民有时会抗交粮或者拒绝服役，有些地方甚至发展到武装斗争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家族的作用是国法难以匹及的。扬州高氏家族在家训中第一条就要求“禁拖欠钱粮”。它以家族对族人的伦理要求来调整国家与农民的紧张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第二，有助于族人矛盾的化解。家族从宣扬和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出发，积极提倡“和兄弟”，“敬长上”，“孝父母”，“训子孙”②。在家族内采用正面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措施，便于化解家内矛盾，为解决族人间的矛盾奠定了基础。再加上严格的族规，能较好地调整族内关系。还能有效解决族与族之间的纷争，特别是防止出现家族族际械斗、复仇、世代为敌等方面有很大的作用。家族往往并以这些条件作为族人能否入谱的依据，长此以往，这种外在
   ①黄湘：乾隆《江都县志》卷22。
   ②高元钧：《维扬裕民州高氏重修族谱》，《家训》，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版。
 
的社会价值判断标准就会逐渐内化为族人心中的道德准则。与社会的法规相比，这种内在的道德自律的控制效果更加深远而持久。
    二、压制诉讼意识
    家族对地域社会秩序也会有消极影响，如窒息诉讼意识。古代中国一直有贱讼、畏讼、息讼的传统，人们意识中便形成了一个基本概念：尽量不依靠诉讼解决问题。但事实往往很复杂，明中期以后商品经济发展，社会关系更为复杂，“争讼之事非起于忿，即起于利”①，人们的诉讼开始增多。据《清代吏治丛谈》②记载：不仅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百姓好诉讼，连经济欠发达的山东章丘，甚至穷乡僻壤的湖南宁远地区，百姓都好讼。但是社会的好讼之风与儒家提倡的息讼主张相违背。在统治阶级看来，无讼的社会状态无法实现，那就尽量少讼，于是大力宣扬无讼思想并且压制诉讼事件。其手段之一就是通过家族家法规定，劝民息讼，家谱中明确“禁讼词”③，“不得酗酒、赌博、健诉讼”④。家族族长在解决族内纷争时，强调族内解决，“争讼岂可轻好也哉！”⑤不准径自呈讼于官府。这样，广大的农民生活在家族司法内，自觉不自觉地践行着“息讼”观念，家族组织成为族人诉讼争端的机构，而家族司法成为准绳。有时家族司法手段过于严厉、残酷，造成生命损失。
    族谱对族人的行为规范有这样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使得族人自觉遵守这些规范，大大减少了社会不安因素，维护了政权稳定。
   ①耿荣安：《维扬江都梁氏第八次統修族谱》18卷，《家训》，清光绪三十年（1904）版。
   ②伍承乔：《清代吏治丛谈》，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年影印。
   ③高元钧：《维扬裕民州高氏重修族谱》，《家训》，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版。
   ④宫本昂：《 泰州宮氏族谱》，《族训》， 清光绪五年（1879）版。
   ⑤耿荣安：《维扬江都梁氏第八次統修族谱》18卷，《家训》，清光绪三十年（1904）版。
 

结语
 

    明清扬州地区因为所处地理位置的优势，占有长江、大运河的有利条件，经济、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加之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扬州成为东南经济中心之一；明初朱元璋提倡“以孝治天下”，后代统治者又放松对地方家族祭祀等方面的限制，扬州各地区家族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不断发展。而且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明初至嘉靖年间为初步发展，明嘉靖至清初是规范发展阶段，清前期是繁盛阶段。同时各地在家族数量和姓氏分布上又存在差异，这与各地区地理环境、范围大小及经济文化条件有关，一般像江都、泰兴等地家族数量多，而且姓氏数量也多。
    家族在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祭祖，家族祭祀中不仅祭祀祖考，还祭祀高祖，甚至始祖和始迁祖。始祖的真实性有很大考证的空间，但始迁祖是一个家族在发展壮大的关键人物。明清扬州地区家族家谱中对始祖、始迁祖很多记载。从这些记录中，我们可以得知家族迁徙的原因，可能是职业原因，如垦荒而迁、因求学而迁、随军远征来迁；可能是婚姻与家庭原因，也可能是为躲避乱世战火。家族迁徙在时间上还有一定的集中性，其中在明代迁徙最多，其次是元代和宋代，而且来迁地点中以江苏省内苏州地区为主，这与明初统治者迁徙江南富户的政策有极大关系。
    族谱、家谱中除记载始祖、始迁祖的基本事迹外，还会对族人日常生产、生活方面做规定，这都体现在凡例、族约及家训中。本文分析这些规范及规定，将其中体现出的家族观念分为伦理观、祭祀观和治生观。明清扬州地区家族在这样的家族观念的要求下不断发展，同时对当地社会产生了影响。明清扬州地区家族在几百年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家族特色。与同时期的徽州相比，扬州因为商品经济发展，竞争加剧，特别是交通便利，人员流动性大，所以家族多以小家族为主，大宗族很难存在，这也使得扬州小家族在活动规模上不及徽州宗族；而且扬州地区家族首倡的是耕读传家，虽也认同“工商皆可为”，但不提倡子孙经商，这与徽州家族以经商为主有明显的不同。
    明清扬州地区家族以盐商家族和文化家族而闻名。他们通过创办书院、藏书刻书、支持文化学术活动；在开展本家族族内救济的同时，还热心社会公益事业；通过族内控制，协助政权进行社会控制，维持基层社会未定，这些都对扬州地域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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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闵华：《澄秋阁集》，收入《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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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全祖望：《鲒奇亭集》，清嘉庆九刻本。
   [48]上海图书馆：《中国家谱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49]上海图书馆：《中国家谱总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50]唐力行：《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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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伍承乔：《清代吏治丛谈》，文海出版社1988年影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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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徐建华：《中国的年谱与家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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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许忠书：《维扬江都许氏重修族谱》，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版。
   [64]姚文放：《泰州学派美学思想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65]袁枚：《小仓山房外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66]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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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赵昌智：《扬州文化丛谈》，广陵书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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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赵昌智：《扬州学派人物评传》，广陵书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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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郑樵：《通志》，收入《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77]朱正海：《扬州历史名人》，广陵书社2003年版。
    二、论文类
   [1]杜正贞：《作为士绅化与地方教化之手段的宗族建设——以明代王艮宗族为中心的考察》，《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2]方盛良：《马 曰琯 、马曰璐年谱》，《徽学》2004年第4期。
   [3]兰秋阳、高会霞、陈金泉：《清代经学世家及其家学考略》，《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4]刘建臻：《清代扬州学派家学述论》，《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2卷第2期。
   [5]刘建臻：《清代扬州学派经学研究》，扬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6]刘建臻：《清代扬州朱氏家学述论》，《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0卷第5期。
   [7]罗蔚文：《清 代扬州大藏书家马曰琯》，《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82 第2期。
   [8]梅丛兰：《明清徽商与扬州文化》，《景德镇高专学报》2007年第3期。
   [9]明光：《清代扬州“二马”家世考》，《扬州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2期。
   [10]钱成：《从家族文化传承看清代泰州女性文学繁荣的原因与特征》，《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10卷。
   [11]钱成：《论清代泰州地区女性诗人的家族化特征》，《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29卷。
   [12]王丽娟：《“扬州二马”的文学活动研究》，扬州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13]王振忠：《明清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14]王振忠：《歙县明清徽州盐商故里寻访记》，《盐业史研究》1994年第2期。
   [15]吴伯娅：《“扬州二马”对雍乾间文化事业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4集。
   [16]许霁：《清代延令季氏家族文学研究》，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5月。
   [17]杨德泉：《清代前期的两淮盐商》，《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11期。
   [18]朱宗宙：《徽商与扬州》，《扬州师院学报》1991年第2期。
 
    附录：扬州地区家族简况
    据《中国家谱总目》，《清代硃卷集成》有关扬州地区家族记载整理而成，有的家族只有家谱而无始祖、始迁祖具体介绍，所以本部分未对这些家族情况做整理。
    邗江家族分别有：维扬江都邗东张纲镇徐氏，始祖徐椽礼（汉），始迁祖徐开宗，字端本（元）；邗江景氏，始祖三忻（明）。
    仪征家族分别有：仪征西门外白芳墩坊吴氏，始祖吴万椿（明）；仪征徐氏，始祖徐鸿；敦惠堂曹氏，始祖曹八五（明）；仪征厉氏，始祖厉浙（宋）；仪征陈氏始祖静宇公，诰赠奉政大夫，候选州同加三级；仪征刘氏，始迁祖辜，自苏州迁宝应；仪征刘氏，始祖椿，宋光宗朝任新昌县，佐居天宝之新会，始迁祖文明，明邑庠生，正德间由新昌迁仪；仪征刘氏，十五世祖，仲礼，原籍溧水，十八世祖，字新宇，由溧水迁扬州；仪征王氏，始迁祖敬，原籍武定，明洪武官仪征卫镇抚；仪征洪氏，始祖经纶公，字汝仁，天宝十六年进士，任朝请郎拜谏议大夫，左迁翕县观察使，建宣翕义学；仪征董氏，始迁祖祥生，始由安徽泗州天长县迁仪邑；仪征吴氏，始迁祖文逸，宋武德大夫，居仪征城东涵洞；仪征吴氏，始迁祖懋隆，国学生；仪征吴氏，高高祖，从信，字季讷，河南商丘县举人，由汴迁仪；仪征吴氏，始祖少微，唐进士左台御史；仪征晏氏，始祖墉，唐咸通元年会试，任江西观察院判；仪征何氏，始迁祖公明，国学生，东晋司马空无忌会之后，家故广陵，南宋迁庐陵，明初复迁润州，嘉靖间迁仪邑；仪征张氏，始祖张荣甫；仪征汪氏，始祖唐封越国公，太高祖，玉枢，字辰垣，翕县太学生，由徽迁扬；仪征石氏，高祖秀生，同知卫候选知县，由济宁迁江宁，乾隆三十八年迁仪征；仪征方氏，始迁祖嘉泰，太学生，原籍安徽翕县；仪征孙氏，始迁祖金，世居高邮破门楼，明嘉靖四年因被水患，始迁仪征；仪征戴氏，始祖德。
    高邮家族分别有：昭阳王氏，始迁祖王国英，行六一（宋）；高邮吴氏，始迁祖吴满（明）；高邮金氏，始迁祖金理（明）；秦邮居氏，始迁祖居宗海（明）；高邮秦氏，始祖秦昇，行福陆；高邮奉西陈氏，始祖陈景宜；高沙陈氏，始迁祖陈芝，字应瑞（元）；高邮孙氏，孙氏世居高邮，始祖孙莘老，宋间迁苏州，孙惟善，明初再迁高邮；高邮张氏，始迁祖张彦佐，号大树（明）；高邮董氏，始迁祖董质甫（元）；高邮高氏，始迁祖姑苏公，明洪武年间自苏迁邮；高邮夏氏，始迁祖礼，明太学生任鸿胪寺寺丞，自苏迁邮；高邮杨氏，始祖宋时居溧水骆山；高邮杨氏，始迁祖字承溪，明季自六合迁邮；高邮杨氏，始迁祖源，水溪，明季自六合迁邮；高邮吴氏，远祖，微公，唐初举进士累至晋阳尉，中兴初拜右台御史；一世吴田始祖，回，泰伯二十四世孙，唐末避居新安之南，自名其田曰吴田；高邮吴氏，始祖泰伯公；一世支始祖，由始祖历 86 世，绍兴庚辰进士；高邮宋氏，冬里不花，原籍碧山汉人，先世仕元官镇抚司，明洪武二十五年，会以军功，诰授明威武将军，世袭高邮高邮卫指挥；高邮卞氏，始祖壶，晋尚书令，始迁祖祥之，自苏迁邮；高邮詹氏，始祖柏龄公，寿，敕封武德将军，特授豫梁卫镇抚；高邮王氏，始祖瑩，明军功世袭高邮卫指挥使；高邮徐氏，始迁祖廷秀，元末由泰邑迁高邮张茨梁圩内；高邮贾氏，始祖恕，字强仁，明永乐朝以军功世袭高邮卫指挥使，诰封明威将军。
    宝应家族分别有：宝应白田王氏，始迁祖王得全（明），始自苏州迁居宝应；宝应吉氏，始迁祖吉德贵，行福四；宝应成氏，始迁祖成仟四；宝应仲氏，始迁祖仲七二（元）；宝应芮氏，始迁祖宣三公；宝应居氏，始迁祖居德宇（清），字式裕，国初自高邮迁宝应；宝应张氏，始迁祖张青，行八一，姑苏人；宝应张氏，始祖张兴十，凤阳府灵璧县人；宝应问氏，始迁祖问朝，字朝元，自号槐野农家乡人（明）；宝应乔氏，始迁祖乔赫，自山西襄陵迁苏州昌门外，明初复迁宝应柘沟，旋迁入宝应县城；宝应赵氏，始迁祖赵性之；宝应刘氏，始祖刘寿，行二（明），始迁祖刘祖贵，字廷富（明）；宝应刘氏，始迁祖刘寿，于明自苏州迁来宝应；宝应卢氏，始迁祖卢湛（明）；宝邑颜氏，始迁祖颜论，字以敬；宝应朱氏，远祖，修公，宋季居吴为学官，迁徙徐州，宝臣公，元时为将军，官苏州，居洞庭山；始迁祖，朱八三公，明洪武三年户部给帖编户，由苏州迁宝应；宝应汤氏，始祖德，高邮州人；十一世祖，自高邮迁宝应；宝应成氏，始迁祖成之才，先世由江西丰城迁苏州，元末徙居宝应；宝应毛氏，始迁祖毛骥，国初自仪征迁居宝应；宝应华氏，始祖骥，自锡山迁宝应；宝应马氏，始祖桥，祖籍山东，先世官苏州府教授，寄居吴县，明初始由苏迁居宝应；宝应姜氏，茂枝，元进士历户部侍郎；宝应乔氏，赫，原山西襄陵籍，明初自苏迁宝应；宝应王氏，通，钱武肃王裔，明初自苏州迁居宝应。
    扬州地区家族分别有：维扬安阜洲丁氏，始迁祖丁文瑞，字国徵，行祥二（明）；扬州丁氏，始迁祖丁普郎，字汉平（明）；扬州方氏，始迁祖方成德，字泗浦（明）；扬州史氏，始祖史崇，字伯勤（东汉），始迁祖史纂，字先垄；扬州朱氏，始迁祖朱旺三，字树春，明初大移民，自苏州迁居扬州东乡；扬州任氏，始祖任不齐，字子选（春秋），始迁祖任家塾（元）；扬州阮氏，始迁祖阮岩，字小槐，行一（明）；维扬江都李氏，始迁祖李刚，字近仁；维扬束氏，始祖束振祖，行十六，始迁祖束海；扬州吴氏，始祖吴陆生（宋），始迁祖吴世尧，字是政，行三（清）；维扬江都佘氏，始祖佘钦，字震谷（唐），始迁祖佘贵二（明）；扬州林氏，始祖林显，字晦杪，入闽第四十六世系，始迁祖林鸾，字啸谷，由安徽桐城移居扬州西山；扬州周氏，始迁祖周云（明）；扬州周氏，始迁祖周彦宾，字演善，明时由苏州迁扬州，家于大桥之石家庄；江都周氏，谱奉宋代周敦颐，字茂叔，号廉溪为始祖，始迁祖周文，字郁哉；扬州南氏，始迁祖南管住，号仲先，原籍山西平阳府蒲州；维扬江都俞氏，始迁祖俞六禄，字在中（元）；扬州韦氏，始祖韦兴祖（明），始迁祖韦冲（明）；维扬夏氏，始祖夏千（明），始迁祖夏机，行福三（明）；维扬江都马氏，始祖马抗，字祥公，行祥一，五代后周显德时人，始迁祖马上信，字廷玉，抗三十七世孙；维扬高氏，始迁祖高秉忠，字贯日（元）；江都涂氏，始祖涂俊生，字友良（明），始迁祖涂祖陟，字南冈（清）；维扬陈氏，始祖陈镗（明），始迁祖陈守田（明）；扬州陈氏，始祖陈海南（明），始迁祖陈焘，字寅亮，号颖园（清）；扬州孙氏，始迁祖孙大玘（明）；扬州第五氏，奉第五伦，东汉会稽太守为始祖，始迁祖第五宝，字晴严（元）；维扬江都梁氏，始迁祖梁克家，字叔子，一字式庭（宋）；扬州梁氏，始迁祖梁文，衡，忠，信，迁邗江瓜洲（今属扬州市）；扬州张氏，始迁祖张大刚，字健庵，明初自苏州迁居扬州东乡浦头；扬州张氏，始祖张庆一（元），始迁祖张善仁（元）；扬州张氏，始迁祖张祖峦，字世泰（明）；扬州董氏，始迁祖董桢，字干五（明）；安阜洲刘氏，始祖刘裕，号德兴（南朝宋人），始迁祖刘理，字继先，号隐逸，行富一（明）；维扬江都刘氏，始祖刘邦，汉高祖，始迁祖刘基，字伯温（明）；甘泉刘氏，始迁祖刘顺（明）；扬州潘氏，始迁祖佚名，明初自苏州移居扬州邵埭；甘泉顾氏，始迁祖般皿公，正殿将军，世居姑苏常熟县，宋高宗南渡迁维扬，十八家志列第二；甘泉孙氏，始祖孙万登，唐咸通朝金吾将军；甘泉王氏，始迁祖三省公，太学生，由太仓迁扬；甘泉丁氏，始迁祖顺恒，由苏迁扬，居邵伯镇；甘泉胡氏，始祖瞳公，号炼青，大唐的浙江节度使，敕封上柱国，居徽州祁门县武山乡尤昌里贵溪村；始迁祖浩，号天如，岁进士候选训导，由祁迁扬；甘泉陈氏，始祖望吾，籍金陵，明季隐居不仕；始迁祖日臣，敕授宣德郎；甘泉李氏，始祖李德；甘泉周氏，始祖周季龙；甘泉姜氏，始迁祖庆璜，字瑞昌，由常迁扬；甘泉张氏，始祖，天祐，明锦衣卫镇抚司，封明远将军，世居山西洪洞，移居陕西之泾阳云梦里；始迁祖得海，明嘉靖间进士，官浙江按察使，遂卜居扬州。
    江都家族有：江都丁氏，始祖丁介（宋），始迁祖丁龙廷（清）；江都丁氏，始祖丁怀山，明居丹阳大沙洲；始迁祖，从龙，字鳞长，国初由大沙洲迁江都之瓜洲，例赠儒林郎候选州同；江都于氏，始迁祖于福胜，又名四相公；江都于氏，始祖于瑾，字思敬，小字巨引（北周），始迁祖于信（明）；江都于氏，于福盛，前明由武林忠肃公支徙居金坛，分支于江邑之古塘，世居东乡塘头镇；维扬江都王氏，始迁祖王彦融，字炎弼，号金渊仙子，南宋初自江西德安县移居江苏；维扬江都王氏，始祖始祖王彦，南宋初名将，始迁祖王世珍，彦五世孙，移居江都安港；维扬江都王氏，始迁祖王益；江都王氏，始迁祖王和，字煦亭（明）；江都王氏，始迁祖王三省，字君甫（清）；江都王氏，始迁祖王廷秀，字义臣，行天一（明）；江都王氏，始迁祖王应魁，明由淮安迁江都；维扬甘棠仇氏，始迁祖仇国明，由徽州迁江都；江都卞氏，始祖卞壶，字望之，谥忠贞，晋尚书令，世居山东济阴冤句，东晋咸和三年死于苏峻之难，始迁祖卞伦，字汝叙，宋靖康之难，南渡占籍江都；维扬江都卞氏，始祖卞嘉甫，号松隐居士，世居泗州，其孙裕还于明迁维扬，始迁祖寿，始祖五世孙，定居江洲；江都田氏，始祖田锡，字表圣，行十五，南宋初居丹徒柳湖，始迁祖田再兴；江都田氏，始迁祖应雷，明季由山东迁扬，世居江都之小湖；溧阳史氏，始祖史崇，字伯勤（东汉），始迁祖史廷瑞，字伯祯（明）；维扬江都吕氏，始迁祖吕颐浩，字元直（明）；维阳江都朱氏，始祖朱有年，字伯玉，号鹤斋（晋），始迁祖朱旺一（明）；维阳江都朱氏，始祖朱穆介（唐）；维扬江都朱氏，始祖朱正，字莊卿（宋），始迁祖朱铭台，字维新，号儆斋；江都朱氏，始迁祖朱善，行胜一，先世自苏州迁润州（镇江），明迁扬州东乡曹王庙之西境；维扬江都朱氏，始祖朱松，字乔年，号韦斋（宋），始迁祖朱道兴，字祥伯；维扬江都南成洲朱氏，始迁祖朱兰，字美之，号桂轩，行福一（明）；广陵江都李氏，始祖李良材（宋），始迁祖李肇，字洪基（宋）；江都泽加洲李氏，始迁祖李庆源，字德渊，号悦江，行庆二（元）；维扬江都吴氏，始迁祖吴刚，明自苏州昌门外贤集坊迁居江都东乡；广陵江都冷氏，始祖冷学，字龙冈，行乾一（宋），始迁祖冷陈，字行需，行庆二；江都汪氏，始迁祖汪元忭，字快士，名稿京；江都沈氏，始迁祖沈东晖，字静斋，号爱溪，明自苏州移居扬州邗江；维扬江都杭氏，始祖杭宗铭，字新盘（宋），始迁祖杭锦元，杭锦华；维扬江都周氏，始祖周义，字洛书，行福三（明）；江都柏氏，始祖柏兼善，字仁夫（明），始迁祖柏士元，字宗元（清）；维扬江都胥氏，始祖胥景阳，字少明（元），始迁祖胥福三，字继德，明季移居江都；维扬江都袁氏，始祖袁变，字叔和，宋代居浙江鄞县，始迁祖平一（字衡然），平二，始祖六世孙；江都袁氏，始祖袁盛唐（清）；江都徐氏，始迁祖徐启麒（清）；维扬大桥镇徐氏，始祖徐宗仁，字求心，宋间自江西永丰迁泰州，始迁祖六世孙信，字伯孚，明季自泰州迁江都大桥镇；维扬江都徐氏，始祖徐常公（宋），始迁祖徐絃，明初自金沙迁居江北徐家集；江都徐氏，始祖徐寿，字永年（南宋），始迁祖徐封，字桐分，别号海愚，行七（清）；维扬江都高氏，始迁祖高奉公，字禄生（明）；江都高氏，始祖高逊志，世居淮扬之西高宝亮；维扬安阜洲陈氏，始祖陈凤，字应诏，北宋初自江州义门迁丹徒，始迁祖陈维佐，字君甫，号良肱，行元五；维佑，字君弼，行元十，清移居维扬安阜洲；维扬江都陈氏，始迁祖陈龙（明）；江都陈氏，始迁祖陈友良，自武进小河县移居江都泰兴交接处五州（今属江苏江都）；维扬江都陈氏，始祖陈敬叟（宋），始迁祖陈裕，字炳然（明）；维扬安阜洲陶氏，始祖陶节夫，字子礼，官宋京江处置使，因卜居润州（今镇江）陶家巷，十六世孙尚诚，字华之；江都陶氏，始祖陶同（汉），始迁祖陶光浩，字海门（明）；江都孙氏，始迁祖孙富一（明）；维扬江都孙氏，始迁祖孙谨行，本姓徐，继姓孙，明末清初自姑苏移居维扬东乡十五里，名其里曰孙家庄；梁津孙氏，始迁祖孙允明（宋）；江都梅氏，始迁祖梅英（明），明末由宁国迁来江都；江都黄氏，始迁祖黄弘实（明）；维扬安阜洲黄氏，始迁祖黄弘实（明），其先世原籍苏州，后迁崇明，弘实后于明初迁维扬，卜居安阜洲；维扬江都曹氏，始祖曹彬，字图华（北宋），始迁祖十九世仁，字纯德，行洪一，于明自维扬迁归化乡；维扬盛氏，始迁祖盛汤一，字商玉，明由海陵迁维扬江都；维扬江都许氏，始祖许浑，字用晦，号赤城子（唐），始迁祖许得中，行员六，号松岩（明）；江都许氏，始祖许揆，字汝登（明），始迁祖许廷芳，字秀兰（清）；江都义台张氏，谱奉张华，字茂先（晋）为甘泉邵伯始迁祖；瓜渚张氏，始迁祖张溥，字天如（明）；江都张氏，始祖张义（南宋），字克宜，行洪六，由汉州绵竹迁润，为南迁始祖，历四世至信四，迁白沙洼，是为始迁祖；维扬江都张氏，始迁祖张克宜（宋）；维扬江都张氏，始迁祖张百十（宋）；维扬江都张氏，始迁祖张旺二，字相甫，号古庄（元末明初）；丁沟张氏，始迁祖张翼，字太如（明）；江都佛感洲张氏，始祖张祯，字裕兴，号吉庵（明），始迁祖字景贤，号思翁，行府十（清）；维扬甘泉县张氏，始祖张习，字企翔（明），生兴三，兴四；维扬江都万氏，始祖万徵，字榖昌（唐）万立吾，字省三（宋）；维扬江都程氏，始祖程延坚（宋），始迁祖程显（明）；维扬江都詹氏，始迁祖詹沧（明）；维扬江都蒋氏，始迁祖蒋兴，行二（明）；维扬江都赵氏，始祖赵子褫，字志南，宋燕王德昭第五代孙，封朝散大夫，宋靖康间南渡，定居镇江大港；始迁祖赵龙，十八世孙，再徙江都（今扬州）；江都臧氏，始迁祖臧墀（明）；江都裴氏，始祖裴武德，宋代迁句容，始迁祖裴景山，明代再徙江都塘头；棠湖翟氏，始祖翟益，字受之（明），始迁祖翟云鹭，字洁庵，明代由润州迁江都翟家套；维扬江都樊氏，始迁祖樊锦，字绣裳，号鹿泉（明）；江都黎氏，始迁祖黎忠（明）；维扬江都刘氏，始祖刘大镛，字声宏（明）；江都刘氏，始迁祖刘盛，字大受，原籍苏州，明初迁居沙上，明正统间再迁江都邵伯镇；维扬江都谈氏，始迁祖谈容，明洪武间由泗州移居姑苏维扬江都东乡宜陵；维扬江都潘氏，始祖潘旺一，旺二，始祖明洪武六年自苏州漂泊至扬州，居无定所；始迁祖潘玘，明成化二十一年卜居江都东乡塘村；江都戴氏，始祖戴复古，字式之（宋），始迁祖戴瑞（明）；扬州府江都县谢氏，始祖谢缵（三国魏国人），始迁祖谢通灵（宋）；江都杨家桥颜氏，始迁祖颜穆（明）；维扬江都严氏，始迁祖严镐，字京远，行仁十一；维扬江都伏业洲严氏，始迁祖严贞茂，字义茂，明迁居江都伏业之沙洲；维扬顾氏，始祖顾盘（宋），始迁祖顾先（明）；江都顾氏，始祖承恩，国初有徽州翕页县迁居苏州，高祖麟，由苏迁扬；江都刘氏，盛，字大受，明隆庆间沙迁邵伯埭；江都陈氏，始祖文龙，字小溪，明万历间由绍兴迁杭州；江都陈氏，始祖海南公，世居杭州，六世祖，光祚；江都钱氏，始迁祖公毅，太学生，由浙迁扬；江都方氏，始迁祖万春公，宋高宗南渡，随扈金陵，退居江左；江都沈氏，始祖由礼，前明嘉靖乙未科进士，户部右侍郎，原籍山东济宁；江都郭氏，始迁祖世贤，字卜求，元至元丁丑进士，诰授奉政大夫，世居润城，避元乱以洪武二年隐迹于此；江都胡氏，始祖天慧；江都王氏，始祖仲舒，唐江西道观察使；江都黄氏，始祖香，汉魏郡太守，旌表孝子始居江夏。
    姜堰家族有：泰县大埨庄黄氏，始迁祖黄双桥；海陵程氏，始迁祖程麟管，清代自安徽休宁迁居江苏泰县。
    兴化家族有：兴化孔氏，始迁祖孔宏贤，字近溪（明），世居苏州；兴化戎氏，始迁祖戎太原，明由昌门迁兴化；兴化戎氏，始迁祖太原，元文庠，明洪武初自苏州迁兴；兴化成氏，始迁祖成应岩，又字岩甫，行二，元代迁居兴化；兴化成氏，始祖均绍，元举孝廉科，诰封朝议大夫；兴化李氏，始祖李赓，南宋自福建邵武迁无锡，始迁祖李秀，字伯用，十六世孙，明代再徙；兴化季姓，始迁祖季保华，季忠国；兴化徐氏，始迁祖徐均佑（明）；兴化邹氏，始祖邹迪荣，字惠吉，行二（明），始迁祖邹荣一，邹荣二；兴化杨氏，始祖杨仲礼，明初迁兴化，卜宅县治东六十里大样庄；兴化解氏，始迁祖解七二，明初奉命自苏州昌门移居兴化县龙舌津头；兴化赵氏，始祖赵九四公，明洪武初由苏州移居盐城县隶西三都；始迁祖赵景皋，明初再徙沙溪（又称石梁，今兴化市沙沟镇）；兴化赵氏，始迁祖赵珪，字彦敬，行福一，明由山阳迁兴化县城北郭，五传而开四房；兴化刘氏，始祖刘仁轨，莹三十一世孙，仕唐洮河节度使，继受江西筠州，家筠之新昌长山天宝乡，始迁祖字子祺，元末自昆山迁清河北，明初又徙居兴化；兴化魏氏，始迁祖魏均实；兴化严氏，始迁祖严乾德，字大生，号资数；兴化顾氏，始迁祖顾六三，字之中（宋）；泰州陈氏，始迁祖陈负，原籍江西，前明由苏州迁泰，世居泰州西仓大街观移居破桥河东；泰州钱氏，纲，诰封奉直大夫，由苏迁泰；族人钱锡爵，字子修，号古愚，泰州民籍，世居泰州城东姜堰镇；兴化徐氏，始迁祖均佑，宋乡贤，讳积公裔，由苏迁兴，明洪武初从龙有功，诰封明威将军羽林右卫，子孙世袭宣威将军；兴化姚氏，十始祖，达宇，江西人，明季迁兴；兴化陆氏，始迁祖六二，宋进士，两淮盐运使，先世居河南，自宋迁苏后居兴化；兴化刘氏，云區，由苏州迁兴；兴化朱氏，始迁祖本志，世居兴化西门外，移居草堰倂场白驹；兴化葛氏，七一，姓冒氏，元之吴县人，廷叶大魁天下忠武将军，血战多功后随顺帝北行，奔扬公获迁兴，二世祖，八一。
    泰州家族有：泰兴城北大马庄泰州城南大泗庄于氏，始迁祖于图东，字旭启（明）；泰州王氏，始迁祖王君有；泰州王氏，始迁祖王肇基，字胤昌（明）；泰州东门外王氏，始祖王彦融，字炎弼（宋），始迁祖王处俊，字不俗（明）；海陵毛氏，始迁祖毛兹；吴陵仲氏，始祖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春秋鲁国人），始迁祖仲世德（汉）；泰县五知堂任氏，始迁祖任子贤，子庸兄弟；富安吴氏，始迁祖吴宏，字良远（宋）；泰州姜氏，始迁祖姜源；泰州宫氏，始迁祖宫友贤（明）；泰州宫氏，始迁祖宫智达（明）；泰州徐氏，始迁祖徐茂盛，讳进业，字福，行五（元）；海陵陆氏，始迁祖陆西川（明）；泰州陈氏，始迁祖陈兴，字仲和，号道新,明时自江西迁泰州；延令陈氏，始祖陈定阳（唐），始迁祖陈萱，字春荣，号祥之（明）；延令孙氏，后世繁衍，尊孙益，字从谦，为泰邑孙氏之始祖；海陵黄氏，始迁祖行安三；延令戚氏，始迁祖戚天生，行福一（明）；泰州常氏，始迁祖常大宽，字兴三，号西隐（明）；南沙康氏，始祖康世远，字寿龄（宋），始迁祖康九五，字君宠；九六，字君锡（宋）；泰县张氏，始迁祖张远伯（清）；泰州韩氏，始祖韩世忠，字良臣，谥忠武（宋），始迁祖韩文富，韩文贵（明）；泰州韩氏，始迁祖韩淑洋（元）；泰州钱氏，始迁祖纲，诰封奉直大夫，由苏迁泰；泰州王氏，景隆，明庠生，由苏迁泰；泰州仲氏，始迁祖周先贤河内公四十九世孙，仕宋官至秘书正，从高宗南渡，子孙遂家于维扬，事迹见州志儒林门；泰州罗氏，始祖，汝芳公，字惟德，江西南城县人，前明嘉靖癸丑进士，由太和令仕至云南布政司左参政，忤严嵩，罢职，平日室心周程之学，为理学名臣，学者称为近溪先生，遂流寓泰州崇祯间赐谥文恭，配享崇儒词，准子建祠奉祀；泰州刘氏，华盛公，乡饮大宾，明嘉靖间迁泰；泰州陈氏，始迁祖兴，明初迁泰，子孙繁衍两朝，成进士者三十余人；泰州游氏，始迁祖山甫，元末由苏迁泰；泰州陆氏，始祖仲高，元如皋县令；泰州储氏，始祖光义公，本有女为之后，由山左徙居润州延陵孝徳乡，唐开元中进士科，仕至监察御史，崇祀金坛乡贤祠，持久传世十二传宜兴；迁泰州始祖，凝七，避元末乱隐德不仕。
    泰兴家族有：泰兴丁氏，始迁祖丁太高，明自扬州西山迁延令永丰东南大池头祈家巷；延令刁氏，始迁祖刁馀春；泰邑于氏，始祖于涟嘉（宋），始迁祖于珠智，字近朝（宋）；泰兴王氏，始祖王祐，原籍姑苏（宋），始迁祖王永吉；泰兴王氏，始迁祖王时辅，明末移居泰兴南城外曲水圩；泰兴王氏，景隆，明庠生，由苏迁泰；泰兴王氏，祯公，元末由太原迁泰州；泰兴王氏，始迁祖王彦璋（明）；延令王氏，始迁祖王承庄，字端严，明末自金坛移居泰兴；泰兴石氏，始迁祖石玉光（宋）；泰兴吉氏，始迁祖吉燕居（元）；泰兴吕氏，始迁祖吕伏二（明），迁居延令（今泰兴）左黄桥镇；延令朱氏，始祖朱宝明，行二，宋高宗南渡时迁居泰兴曹溪，名曰朱家巷；泰兴李氏，始祖李公常，元末避乱，家于婺州；始迁祖李焕然、李彩然，公常五世孙，明迁延令东乡眇家岱；延令李氏，始迁祖李恭允，字协华，行重八（明）；泰兴李氏，始祖李若拙，字五知，宋代官两浙转运，徙江西，始迁祖李东旭，少游学延令，明卜筑而居焉；泰兴吴氏，始祖吴允，宋代避乱隐居润东下令，始迁祖吴增五；泰兴何氏，始迁祖何之高，字汝登（清）；泰兴何氏，始迁祖何孔庭，元迁居泰兴永丰镇；泰兴余氏，始迁祖余昇；泰兴季氏，始祖季达，始迁祖季万户，明代占籍泰兴县西季家山；泰兴季氏，始祖季友，字季成（春秋），始迁祖季筹文（宋）；泰兴季氏，始迁祖季承善，字福源，号松苓，行富二（元）；泰邑侯氏，始祖侯蒙二（宋），始迁祖侯辅正，原居苏州，后移居泰兴；延令姜氏，始祖姜英四，原籍江西南昌沙湖；泰兴姚氏，始祖姚察仕，号伯审，世居浙江吴兴武康，隋代官至吏部尚书，始迁祖姚棐，明末迁徙泰邑城东姚家垈；泰兴耿氏，始迁祖耿禄，明时由湖庄迁居延令，卜宅于城北耿家庄；泰兴马氏，始迁祖马文秀，原籍平江，明末迁居延令城北汪家群筑室；延令徐氏重，始迁祖徐志远，字静美，号谵庵，明初自姑苏迁居延令柴墟镇东顺德乡，就姓而名曰徐家庄；泰邑郭氏，始祖郭子仪（唐），始迁祖郭才，行万四（元）；兴唐氏，始迁祖唐浩七；泰兴陈氏，始祖陈康伯，宋宣和三年进士，靖康时随高宗移居临安；始迁祖陈岩，康伯六世孙，元德祐二年再徙延令（今泰兴）；泰兴陈氏，始祖陈康伯，宋宣和三年进士，靖康时随高宗移居临安；始迁祖陈义隆，康伯八世孙，明永乐间移居泰兴城东野竹园；延令梅氏，始迁祖梅乾元；延令黄氏，始迁祖黄和，字爱礼，行贵五，明初自姑苏迁泰邑之东思林方；泰兴曹氏，始祖曹彬，字国华（北宋），始迁祖曹国裔，原籍真定，宋高宗南渡始迁延令；延令泰兴，始迁祖崔顺时，行文三七（明）；泰兴符氏，始迁祖符蕃庆，号永昌，明代迁泰邑西城外凌家桥；延令城北张氏，始祖张载，字子厚（宋）；延令张氏，始祖张载，字子厚（宋）；泰兴张氏，始迁祖张浩，原籍苏州昌门；泰兴张氏，始迁祖张英，字英甫；泰兴张氏，始迁祖张君祥；延令张氏，始祖张浚，字德远，南宋抗金名将，祖居汉州绵竹县，后家居镇江；浚生栻，杓，张可大，字觉轩，张大纪，字立纲，此谱系二支之合谱；泰兴张氏，始祖张桂禄，字月修，号刚叟（明）；泰兴葛氏，始迁祖葛盛，祖籍凤阳，明代迁居嘉兴城南十里葛家棣；延令程氏，程灵说，谥忠壮，南朝人；始迁祖程庭护；延令杨氏，始祖杨诚（南宋），始迁祖杨质夫，明洪武间由苏州移居泰兴；泰兴杨氏，始迁祖杨茂卿，元季移居泰兴；泰兴杨氏，始祖杨厚七，先世宋代自汴南渡浙江临安，明洪武初再徙江苏泰兴；泰兴蒋氏，始迁祖蒋留一，字大通；延令赵氏，始迁祖赵淞，行成九，世居泰邑赵家坊，明清迁延令何家庄；泰兴刘氏，始祖刘行，字笃躬，唐末从父刘禹锡（字梦德）宦游苏州，居昌门内，始迁祖十七世孙一元；泰兴萧氏，始迁祖萧自诚；泰兴卢氏，始祖祖籍河南，因宋南渡，遂家晋陵，卢高贵，明初北渡，复迁泰之新河（今之卢家仓）；泰兴钱氏，始迁祖钱小庵，钱国塘，原籍姑苏；泰兴戴氏，始迁祖戴宝，明末由苏州迁延令顺德乡之马场；延令戴氏，始迁祖戴太宗，字持衡（明）；延令戴氏，始迁祖戴承政，字应坤，号贞之，行礼一；延令戴氏，始祖佚名，官承事，行十七，宋室建炎南渡，自汴之桃花巷邑驾至临安；伯鸣子佚名，官承事，谱奉为一世祖；泰兴严氏，始祖严镇藩（唐），世居江阴；裔孙迁徽州府，再迁小河；严道敷，道敷之父任如皋县教谕，明初复迁延令；泰兴顾氏，始祖顾运九，吴郡昆山人，元末渡江北避兵，始迁泰邑；泰兴翟氏，敬夫，明洪武朝御赐伟善，由贡举历官吏部文选司主事；泰兴陈氏，积善，字泽远，明洪武间由河南迁泰兴；泰兴于氏，涟嘉，仕宋列近臣之位，靖康间金兵大举，由汴梁携子南渡居马驼沙，迁延令顺德乡。